从“管理国家”走向“国家治理”

　　民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一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就是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是要通过依法治国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说。

　　为公权力扎笼子

　　体育迷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权了。

　　10月20日，就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当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按照这个意见，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的审批被取消，除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转播权。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放宽，意味着过去不能参与转播权竞价的地方电视台，今后有机会自行购买比赛转播权，受益的则是所有体育迷。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多了。

　　在此之前，要举办体育活动，就必须得到审批。体育管理部门要审批，公安、交通等部门也要审批。要通过有些审批，还需缴纳一定费用。

　　最近NBA的两场季前赛就赶上了这个新规定——过去需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但现在，直接由比赛举办地政府自己去办。

　　这只是国务院强力推进的简政放权的一个缩影。一年多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毫无疑问，这正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侧面。过去的国家管理，正慢慢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靠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公权力运行的问题。”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说，如何按照规律来治理国家，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表述，还是一个新概念。

　　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3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在这个决定的第二条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一个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在汪玉凯看来，这个目标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这一轮改革，是向既得利益集团开战，而此前的改革，则是向贫困开战。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是国家治理问题浮出水面的原因。“我们国家很多事情的处理往往依赖经验，缺少对规律的把握。”王长江说，国家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不一样了，国家治理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王长江告诉记者，市场经济允许大家追求利益，那么所有人都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还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利益，警惕别人侵犯自己的利益。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公权力。市场希望对政府开权力清单，没有给的权力不能滥用;政府对市场则相反，要开负面清单，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

　　审批制度就是这个矛盾中的典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需求都由计划满足，按计划执行，都必须经过审批。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由市场来满足，人人都在发挥能动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太多审批事项充斥在社会生活中，经商开店要审批，演出比赛也要审批。

　　“在一些国家成立一个企业很简单，备案就好了。在我国则不行，得申报，得带着各种资料、资金，一级一级地审批。”王长江说，为什么要审批，就是因为每个环节都有“费用”。

　　王长江告诉记者，在市场经济初期，一些与规律不符的东西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改革都进入深水区了，再不转变就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

　　“国家治理，就是要通过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汪玉凯说，这是“最大”也是“最难”的问题，但必须要解决。

　　利益多元化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可否认，当下的中国正在呈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的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

　　在蔡霞看来，国家治理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着强烈的紧迫性。经过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利益多元分化，社会公众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要求国家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提升社会公平程度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些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可能导致一些资源的高度垄断。在一些地方，权力意志的行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垄断带来了大量的利益空间。

　　“这两方面是存在冲突的。”蔡霞说，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公平竞争，而权力垄断资源造成不公平竞争。一旦权钱勾结，腐败问题大量滋生，严重损害社会利益。因此，社会公众十分痛恨政治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侵入。十八大以后，党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权力失控、恣意妄为、牟取暴利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国家治理的首要内容是管住政治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让公众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