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官员的帽子，拿着企业或协会的票子，其中不少人在众多企业或协会领导身份的掩护下搞钱权交易、利益输送……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突出，腐败隐患重重。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制度和举措都直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领取高薪。自去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至今，全国各省区市共排查出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

　　违规兼职问题突出 腐败隐患重重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计算，平均每3个独立董事中就有1个是官员。

　　“一些企业领导甚至在超过20个子公司兼职，其实很多头衔都是挂名，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在哪些企业兼职。”天津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缴卫说。9月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提起公诉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也曾至少担任4个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或执行理事长。

　　在不久前辞去独立董事职位的官员中，前省部级官员有二十多位。今年2月11日辞职的雅戈尔公司独董李国光就曾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8年。陕西省清理出的887名在社团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中，省级(含副省级)领导干部就有24名。

　　有媒体统计，在前省部级以下官员担任的独董中，大部分来自与经济相关的监管部门，如来自发改委系统的有5位，来自财政系统的有8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的有4位，来自国资委系统的有3位。还有一部分是与上市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官员。

　　据新华社报道，在一些市区县的融资平台公司，掌门人往往也都是当地主要领导，由副市长、副区长、副县长等兼任，公司关键岗位负责人也往往是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陕西省咸阳市部分干群反映，该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在上交所发行企业债券并参与数个行业经营的国有企业，其领导层均由咸阳市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兼任。

　　趋之若鹜为利谋

　　“兼职是表面现象，更多地在借机延展自己的影响力和‘待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下，一些社会团体特别是行业类协会、商会易出现“变味”和“异化”。从已曝光案例看，问题大多集中在建筑、医卫文体、珠宝、安全监管等领域。

　　兼职成了一些干部增收的“钱袋子”。今年以来，湖南在治理领导干部社团兼职问题时就发现，个别干部还在兼职的社会组织领取报酬。

　　兼职是隐性腐败的“灰色圈”。由于握有会费等收入来源，部分社团组织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提款机”。

　　兼职还是不当利益的“输送带”和违规敛财的“收款机”。因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原因，今年6月底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国家卫计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被“点名”。

　　数据显示，大部分公司独董的年薪都在10万至20万元之间，有的甚至高达八九十万元。中国重汽和贵人鸟等公司的多位独董曾被曝出平均年薪为18万元。天津市纪委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向记者透露，一企业董事长兼职取得的总薪酬竟达近千万元。

　　企业、协会等不会为兼职官员白白买单，利益回馈成必然。新华社报道称，佳木斯市原国土局长宋学英7月在狱中写下自述，承认其曾在市领导的指示下，为佳木斯市最大的国企违规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让其融资骗贷数十亿元，只因该国企董事长正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山西省在清理行动中发现，部分与行政部门往来密切的社团，“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在山西称为“二政府”。而大量在职官员的参与，也使得一些社团规格高、权力大，通过“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搭车收费、拉赞助、设立小金库乱收乱支”等手段谋取利益不在话下。

　　高校也不是净土。某经济学家这样评价：“很多教授通过高校的MBA、EMBA认识各企业的中高层，建立了关系，之后有机会就会到企业去兼职独董等，无风险领取不菲的薪酬，同时又会应一些高管的要求利用自身的关系安排一些公司高管的孩子到名牌院校上大学，中间各种利益交织。”

　　官员为何热衷于兼职?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社团的性质有关。目前很多社团其实就是半官方机构，表面看非民也非官，换个角度则既是民也是官，身份的转换决定于“需要”。

　　与官员的心态有关。那些退休的官员从呼风唤雨的岗位上突然退下来，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社团兼职虽比不上当权时风光，但也好歹是个体面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