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襄阳方面的呼吁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去年开始，襄阳迎来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环资司领导的直接视察。

　　今年3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负责水质和生态保护方面工作的副主任于幼军首次直接以襄阳为对象进行考察，听了问题反映后，他表示，有些数据还不是很全，没有说清楚，让当地再准备一下，他一个月后再过来。

　　4月，于幼军如约再次来到襄阳，“他说这次数据比上次清楚多了，这么看影响还是有的。”李国栋回忆说。

　　据当时参与考察的一名水利官员转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的意思是，只要襄阳拿出证据能说明汉江襄阳段受到了很大影响，国家该补偿的，一定会补偿。

　　“我们感觉到，领导很关注这个事。”李国栋说，于领导当时表态，会将襄阳上报的情况跟国务院相关部门反映沟通。

　　“汉江中下游的城市为南水北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北京的环保组织“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说，“一定要把汉江水位下降的照片给北京人看看，咱用水的时候一定要‘手下留情’。”

　　■ 同题问答

　　答题人：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郭忠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的相关工作?其间，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郭忠：从工程正式动工开始，当时我任襄州区委书记。我感触最深的是，襄阳作为南水北调库区安置移民地，虽然遇到矛盾和问题很多，但各级政府不讲条件、不讲代价，将移民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想方设法将移民安置好。

　　新京报：你认为当地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哪些贡献?

　　郭忠：自2010年10月移民搬迁入住以来，襄阳市累计接收安置南水北调外迁移民5361户22855人。

　　新京报：你认为南水北调工程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改变?

　　郭忠：丹江口大坝建成加高后，汉江襄阳段的防洪标准大大提高，为襄阳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丹江口大坝加高后，在正常蓄水时也能实现自流灌溉，这有利于改善襄北易旱地区灌溉条件。另外，南水北调工程可以增强节水意识。

　　新京报：全线通水后，你认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郭忠：襄阳汉江沿江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污水配套管网建设滞后，沿线重点城镇缺乏污水处理厂及管网不配套，不能发挥效益。

　　汉江沿线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更是滞后，沿江各县(市)没有一座标准的垃圾处理场，沿岸垃圾全部是露天堆放，污染十分严重，这也急需资金进行治理。同时，我们也希望国家在政策和项目上给予支持。

　　新京报：当地是怎样保证水质安全的?

　　郭忠：襄阳污水排放量的规划目标是每年7.8亿立方米，但我们控制在了5亿立方米。我们在汉江沿线城市建成了10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7%。

　　另外，唐白河是汉江中下游重要支流，因为上游河南地区污染严重，水质过去长期处于劣V类状态，现在，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及时开展联合排查。

　　■ 记者手记

　　有点着急 有点委屈

　　襄阳人习惯了水多的日子。

　　除了三国、楚文化、诸葛亮之外，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称之为“母亲河”的汉江。

　　汉江江面宽阔，随处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嬉游的人们。岸边，小贩租售着游泳用具，人们如同在海滩上一样在河岸沙地休憩。

　　在我国大江大河普遍受污染的背景下，一个城市的居民惬意地在江里游泳，这样的景象并不多见。

　　“调走的可是我们的水啊!”一名襄阳的基层干部对记者说。

　　“是你们的水吗?”记者问。他笑了笑改口说，“是流经我们的水。”

　　处于国家战略和大局的需要，襄阳人支持、服从南水北调工程，但他们不得不去面对、适应水少了之后的复杂情况。

　　对当地农民来说，灌溉困难已经出现，他们更多认为这是干旱导致的。江边钓鱼的市民说，现在鱼越来越钓不到了，这跟渔民采用电击方式过度捕捞有关。

　　但政府官员却知道，干旱加蓄水导致了水量减少，各种问题将出现，他们担心，调水之后这些影响会成为常态。

　　向省里和中央讨补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采访过程中，地方官员较为小心地注意着说话方式：先说有利影响，再说自己做的工作，最后再说受到的不利影响。

　　他们讲话的措辞也与几年前不同，他们不再提“盲区”、“受损区”这些概念，而是尽可能维护着与其他城市、省里和中央关系的微妙平衡。

　　但字里行间还是能感受到，因为没有享受到坝区的补偿政策，也没有从下游的补偿工程中获益，襄阳还是有点“委屈”。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感觉到，襄阳虽然的确有点着急，但他们会站在国家层面考虑问题，主动调查研究，主动采取措施，同时也按照国家程序一步步争取上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