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决定亲自监督警方。上午他走进万江镇公安分局的大门，手拿“扫黄信息”执意要求带领警方去扫黄。当晚8点，万江公安真的让他坐在警车里当向导，按图搜查辖区的涉黄情况。结果，他们在石美地区抓住了两对现行嫖娼。而在收队结束行动时，王秀勇发现“不对劲啊”：警察把他和那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一起，关在了押送违法人员的警车里。他回忆，某警察冷冷地说：没办法啊，我们警车没地方坐了。结果在归途中，颇有名气的老王被认了出来，“小姐”们冷冷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个嫖客不由分说一脚踹向他，如果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以及有警员看管，当晚王秀勇难逃一劫。

　　谁知劫难终没逃过。一周后，万江公安分局打来电话，通知王秀勇前来领取举报奖金600元。而当他领了钱刚一走出公安局大门时，立刻被6个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打劈头袭来。这些人边打边用普通话叫骂，包括“叫你多管闲事”。老王的几颗牙就此留在了东莞，胸腔被打得疼痛了好久。

　　“为什么这些人能找到我在哪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那个时间会去公安局?”王秀勇现在想来还愤愤不平。

　　老王的电话也不再是个人隐私。一次在石碣镇扫黄期间，他早上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还没睡醒的他恍惚觉得对方已站在门口，吓得把手机掉在地上摔烂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他的电话。

　　王秀勇不仅不敢扫黄，而且连门都渐渐不敢出了。卖艺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已经和他绝缘，他只能以捡破烂为生。大部分时间，他躲在出租屋里，焚香、拜佛、读经，祈求保佑平安。

　　他开始上访。信访维稳中心、市公安局纪委和信访办，王秀勇都去过了。他在举报材料的上面附着自己写的大字报：助警扫黄，反被警害，求奖无门，倒贴八千。对方要么表示“反映情况”而无下文，要么就是质问老王有没有“公安不作为”和“与违法人员串通”的证据。他拿不出来。

　　遭受“招安”

　　第二次出于某种原因被排挤出东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

　　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这仅是他从70年代末离开后，第二次回老家。家里的状况和东莞的生活不能同日而语。没有劳动能力的他，只能守在自家屋顶残缺不全的房子里，每年领着政府3600元“低保”和“五保”救济过活。一辈子未曾婚娶，他守着年过八十的老娘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冬天由于没钱烧煤，只给老娘的屋子里置办了炉子，自己在房子里就靠三床被子来度过难熬的冬夜。

　　2011年5月，王秀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这地方住了近20年，说的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个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决定，就算是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去打工，也要回东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了多半年时间。谁知在2013年3月，平静再被打破。据他回忆，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人”吧?于是打电话汇报说：王秀勇在这儿工作，我们找到他了。

　　“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

　　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他没有尝试去别家找工作，就再度离开了东莞。

　　“好汉”反思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由于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此时在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乡亲们有的夸他“胆大”、“没给好汉之乡丢人”，也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说他没死在那里就不错了。

　　此时的王秀勇，却完全没有英雄成名、告老还乡的满足感。除了愤懑之外，他脑子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的东西。

　　“有个报纸的记者写文章，说我‘扫黄’是出于‘阿qiu(Q)欺负尼姑’的心态。”王秀勇说，“我查了字典也没查着，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次受邀到北京来参加某电视台的节目——“性工作者合法化之辩”，回家后他久久思考这个问题。身在东莞近20年，他深知这一行业的复杂和矛盾性。“英雄好汉，没那么简单。”他说。

　　东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忆，他当年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