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发展太快了。比起我1986年初来乍到时，这儿的工厂越来越多，农田一点点被开发成了厂房，有些地方都是一年一变样。”王秀勇说。最让这个“脚技”艺人如鱼得水的，是虎门的国际服装城。在这个人流如织的贸易中心，老王摆摊表演两个小时挣来的钱，能抵得上平日里10天的收入。“这里不仅人多、钱多，而且‘心善’。”老王到过那么多地方，没见过哪里的人这么有爱心的。这里的人不仅给的钱多，而且还常在城市范围内搞一些爱心活动，让王秀勇这些底层人群受益。

　　90年代中期，东莞开始添了新的景象。街面上的“夜总会”、“酒店”开始越来越多;来围观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常有出手阔绰的老板，而他们的身边时常跟随着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为了显示大方，小姐们一示意，老板们往往就给得特别多。有一次我一下就收了800块钱。”王秀勇说。

　　不仅是老板，“小姐”们本身也都出手大方。在老王看来，小姐们给的钱，普遍比一般人群要多。据估算，小姐的资助，能占到他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她们的钱来得容易些吧，再者她们也都出身贫困，对我特别照顾。”除了给钱，小姐们经常把吃不了的高档食品留给王秀勇，这些都让他大为感激。

　　“那时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东莞的‘一分子’，东莞人民养育了我。我对东莞的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王秀勇说。

　　“好汉”打虎

　　王秀勇很快就发现自己仿佛置身景阳冈。

　　几天前，王秀勇看到了“东莞太子酒店被央视曝光”的消息，惊得张大嘴巴。比起东莞的扫黄风暴终于来临，更让他惊奇的是，“扫黄”竟然就是从他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的。

　　1996年始，王秀勇就住到了黄江镇的玉塘围村，当时，一座宏伟的“太子酒店”正在兴建中。老王当时的邻居，是一位“梁老太”——她的儿子，正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耀辉。王秀勇和梁耀辉并没有来往，但同梁母熟识，“她家人都很心善，常常一百一百地直接给我。我知道她儿子的酒店里是做什么的，但在那个时候，没有点‘黄’的东西，你的酒店可能都办不下去。”老王说。

　　这时候，“黄”已经广为泛滥了。在王秀勇看来，“太子”都称不上是大酒店，常平、虎门、樟木头等地，都是色情重镇。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愈高，色情业也就愈加猖獗，老王精辟地总结道：繁荣，(才有)娼盛。

　　但是，由于深得其中益处，“黄”这股逆流倒从未刺痛过王秀勇的“英雄情结”。“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小姐和嫖客反而还对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让王秀勇产生“扫黄”念头的，是2010年。当时东莞的色情业规模发展到空前的程度，3月份，时任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卢伟琪抛出一个“扫黄杀手锏”：公布个人手机号码，接受市民有关涉黄涉赌线索的举报。老王对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大为看好，坐等色情业被铲除。谁知一段时间过去，他发现身边没有产生一点响动。“满世界全都是黄，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没人举报?”老王按照报上公布的号码，真的给公安局副局长拨去了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听，就是不通，要么就是语音提示让发短信。

　　王秀勇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倒要看看公安局究竟扫不扫黄。

　　2010年5月开始，他艰难地抄起圆珠笔，在一个单线格本子上先后绘制了三张粗糙的“地图”，它们分别反映了东坑、大朗和石碣三镇的卖淫嫖娼窝点分布情况，老王叫它们“虎穴淫窝图”。之所以有“虎”，是因为该图也部分反映了当地的涉赌状况，而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机正是主要赌博工具。

　　王秀勇就这样开始了“打虎”。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一如当年景阳冈的武松一样孤立无援。

　　“好汉”被打

　　“他们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踪?”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镇公安分局，把绘制的扫黄图展示给警员看，结果被笑称“什么东西”。他叩开了石碣镇唐洪派出所的门，结果被警员好言劝告：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管这个好不好啦。王秀勇顿时充满了挫败感：这是他辛苦采集来的心血啊。一次在石碣镇暗访，他被卖淫窝点的人持铁棍追打，幸亏遇到警车才化险为夷。这些扫黄图大都反映了发廊等门市店的涉黄状况，内容细致入微，有的甚至标注着“小姐”们的主要籍贯。

　　老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他找来了媒体。于是在东莞和广东当地报纸和电视上，“老人绘制扫黄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扫黄的希望也神奇地反映在了现实中，各镇公安真的出动警力开始扫黄。当年6月1日的东莞某报记载着一次石碣镇的扫黄行动：出动警力186人，清查出租屋346间、士多店48间、发廊12间，查处涉黄行政案件1宗。“我对那些媒体建议了，要跟随警察，监督他们扫黄。”王秀勇说，“就是这样，他们也只是抓现行，没有抓到的话，那些发廊都安然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