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赶紧拉住拍摄者“检讨求饶，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好说歹说，对方才答应“算了”。心有余悸的老范等了两天，看没有什么事才放下心来。他和妻子商量买私家车，“咱自己也买得起车，实在操不起这个心”。

　　老范在政法部门工作，以前的日子自由，一般熟人约的饭局都会去参加，偶尔帮人办事也会收点东西。逢年过节单位不是发卡就是发果蔬礼品，或者是数目500元、1000元不等的现金。由于各种节日很多，所以一年下来数目也很可观，“不比工资少”。但今年这些隐性灰色的福利一下子全没了。“去年中秋，女儿成天问我咋还不发月饼。我后来自己去超市买了一盒，这是我这些年第一次自己花钱买月饼。”

　　西安南郊某街办科级干部刘先生说，2013年最大的感受是“禁令”多了，外出吃喝应酬少了，回家吃饭的机会多了，上下级关系相对简单了。“这都是好处，还有就是经济压力大了，年终奖看来没戏了，单位有钱就是不敢发。哪一级领导都不敢提这个事，不敢唾这个核儿。其实领导也缺钱也想发，各单位都在互相观望，一旦有人发没事，也就都发了。”

　　把上下都管住，大领导小科员都一样才算成功

　　经常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陕北人老贺对公务员群体近一年来的“变脸”印象很深。去年12月他来西安办事。事毕他专门在西安曲江某高档饭店预订了一桌酒席，然后一一邀请相关人员。结果当晚被邀请的6个人只有1个老乡到场，其余人均以各种理由婉拒。老乡告诉他，如今党政部门从上到下都在整顿作风，到大饭店吃饭属于“有风险的活。”

　　该老乡还告诉老贺，如今许多领导干部都低调多了。不仅高档饭店不去了，单位的豪车也都锁了起来，“哪怕搁烂了也不开，搁烂了是管理不善，开出去叫自找苦吃”。

　　记者了解到，各单位如今管得最严的就是吃喝和车辆，还有办公面积，“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一旦被揪住谁也跑不了”。比如某单位在北郊有新办公楼，地方很大，这几天也犯了愁：一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车开来了，四五十辆车一下子挤过来，停车都成了问题;二是忙着给办公室打隔断，原来在市里办公肯定不超标，搬了新楼几乎都超标，各个办公室折腾算面积，甚至封了不少房子，“要不然，实在占不出来面积，说实话原来政策放得宽，房子盖得确实太大了”。

　　采访中，西安市某单位的处级领导王主任对“新风”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以前的“歪风”主要在那些管钱管人、有审批的实权部门。“像我这样的清水衙门，有没有禁令约束都一样。其实除过年终奖和过年过节发点卡以及东西，我们几乎没油水，因而也没啥损失，这一来内心倒平衡了”。王主任承认很多公务员目前还在观望，“所谓上行下效，只要长期把上下都管住，大领导小科员都一样才算成功，否则又会成一股风。”对有些公务员认为活越来越难干了，准备辞职的声音，王主任认为这是好事。“大浪淘沙嘛，想辞职就辞吧，至少这几年想当公务员的还是一片一片的，不能说大家都是看上能腐败才来的吧”。

　　陕南某县党委系统的副主任科员42岁的余先生认为，中央目前大多数“禁令”都主要是针对领导层的，对一般公务员而言影响不大。余先生已经工作15年，每月工资不到4000元。以前逢年过节单位偶尔有福利，但从来没有超过500元的。这点福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央禁令一个接一个，但和我们这些小干事无关。”

　　余先生话锋一转说，他几年前就曾和同事讨论辞职“下海”，理由是一个有手艺的农民工一年随便都可以赚10万，但最后大家还是认为“要能忍得住，等媳妇熬成婆、当了婆婆(领导)情况就好了。”“谁知如今‘婆婆’们也被戴上了紧箍咒，公务员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买车供房，四千多元有点低，再加上社保养老也要并轨，我们这些小公务员咋活呀，人家国外都高薪养廉，如果光严管不涨工资，长此以往，可能会有许多人辞职，因为没有盼头了”。余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