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在《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明确提及，重点查处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中包括“株连”。

　　不止于此，湖南省国土厅、陕西省纠风办、山东省住建厅等下发的多份文件中，都对“株连式拆迁”明令禁止。

　　“我对此持谨慎乐观。”在王才亮看来，思想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但在他的观察中，尽管全国各地屡次发文，却从来没有就此立法，甚至从没有在组织上认真处理过“株连式拆迁”的官员。他清楚地记得，“嘉禾事件”中，5个嘉禾县官员被免职，但在2010年一家媒体做的回顾性报道里，王才亮惊讶地发现，这几名官员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被重新起用，甚至被调到市里委以重任。

　　“官员都有侥幸心理，株连一个人，弄好了更好，弄不好也不追究，这样株连式拆迁永远都不会消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蒋开松反复强调。

　　对于这一问题，曾参与多部法律立法咨询、论证工作的姜明安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日后在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过程中，自己会考虑提出“加入株连式拆迁的内容”。但他随即强调，“当然，改革的关键点还是在于未来如何能让地方政府和土地利益脱钩”。

　　而这一切与陈龙的生活还太过遥远。

　　陈龙听说，最近又有两个人慕名找到蒋开松。其中一个来自湖南祁东，是名57岁的小学教师，因为妻女不配合拆迁，被教育局调到离家60公里远的偏远山区，并在约谈中被要求保证妻子百分之百、兄弟百分之九十不去阻工;另一个求助者则是一名来自江西井冈山的退休医生，同样因为拆迁问题，他的两名女儿均被调到乡下，而两个“吃皇粮”的女婿则以离婚方式与过去的家庭划清了界限。

　　12月22日，陈龙坐在窗前整理被县委组织部约谈的录音。他的房间临着大街，街对面是热闹非凡的工地，有人告诉他那块地皮“卖了1亿零880万”。

　　一段长久的沉默后，他突然抬起头说：“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就是想要个说法，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