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式拆迁”株连了谁

　　在安徽省太湖县城管局的办公楼里，副局长陈龙仿佛成了“多余的人”。

　　在过去的20多天里，不再有人向他汇报工作，不再有人通知他参加会议，甚至不再有人能批准他的请假——县城管局局长罗志太用这样一条短信回复他：“你现在不能向我请假，应向指挥部征迁组请假，请你理解。”

　　改变陈龙生活轨迹的事情发生在12月2日。那天上午，正在阅读“创文材料”的陈龙突然接到罗志太的口头通知，要求他两天后到“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报到。

　　“我是被拆迁人的父亲，也是被拆迁户，怎么去做拆迁工作?”陈龙当场拒绝。

　　被拆迁人是陈龙的女儿陈子琳。她拥有的房产就在县公安局的家属院内，一个建筑面积144.18平方米的二层小楼。1993年，当时仍在公安系统任职的陈龙买下了这套房子，并于2010年将房产过户给女儿。现在，这里住着包括陈龙老母亲在内的一家4口人。

　　2012年10月15日，按照太湖县政府的规划，县公安局大院内的60户住宅被列入征收范围，如今，未拆除的住宅还有4套。其中，包括陈龙女儿在内的3户人家已经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就是太湖县政府。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们现在是儿子告老子。”在陈龙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的几份录音里，一位已经调离的领导干部曾这样提醒他，而另一位县委组织部成员则明确要求他们尽快撤诉：“你们夫妻二人都是国家的公务员，而且都是执法系统的公务员。对你们的要求和其他人不一样，应该有更高的觉悟和更高的素质，应该听组织的话。相反，不听组织的话，不按照组织的原则办事，就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部分因为这段经历，在接到“前往征迁组报到”的调令时，45岁的陈龙当即觉得这是“株连式的报复”。12月17日深夜，四处申诉无果后，他选择了在微博上公开向媒体求助。

　　“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想了许久，不大会用网络的陈龙让妻子打下了这行字。

　　“过去你这个干部，不犯错误没有组织处分就下不来，现在通过组织处理能上能下”

　　在收到调令前，陈龙曾两次被县委组织部叫去谈话。4月25日是第一次约谈的日子。22天前的4月3日，因不服安庆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陈子琳等4人向安庆市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据陈龙回忆和现场录音，干部监督科的一名副科长从头到尾地宣读了一份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于2009年出台的《关于县城建设征地拆迁工作中从严管理党员、干部、职工的意见》。

　　陈龙向记者提供了这份当年的84号文件的影印版，其中的第7项明确提出，“在职干部职工与被拆迁人有直系血亲关系或近姻亲关系的，应当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做好动员说服工作，如消极应付、敷衍塞责，甚至说情、包庇、袒护，造成不良影响的，由主管部门党委(党组)或组织人事部门视情给予诫勉谈话或通报批评，如仍无效果，视情给予停职、待岗等组织处理”。

　　这并不是陈龙第一次面对类似选择。1994年，县城里重修太湖长河大桥，陈龙家的铺子正在征迁范围内。那一年，陈龙夫妇当上公务员没几年，领导来做工作，为了不让儿子为难，陈龙的母亲第一个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不到一天时间，十几年的老铺子被夷为平地。

　　19年后，45岁的陈龙坦言，“我能在县里做到副科级，到头了”。对于仕途的“看淡”也部分成了陈龙维权到底的原因，由于在“货币补偿”还是“产权置换”的问题上始终无法与有关部门达成一致，当了一辈子执法者的陈龙决定用法律保护自己。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始料未及。“我现在被调整了局里的分管工作，实际上就是‘被停职’，被‘株连’。”陈龙说。

　　在这位老警察看来，此次“抽调”明显违反了《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回避”原则。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郝邵明曾否定了陈龙的指控，他认为，全县统一抽调30多人到县城建设重点单位，并非针对陈一人。他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的短信里也否认“株连”一说：“他连报到都未去怎么就知道是去做女儿的拆迁工作?”

　　但记者发现，在12月20日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新闻节目中，郝邵明面对镜头作出的回应是，“从那个实际工作的情况来看，往往有这样亲属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以亲情的关系，去做拆迁户的工作，往往有比较好的效果”。

　　在陈龙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录音里，也记录了5月20日县委组织部第二次约谈他的内容。这次约谈的时间距离开庭只有一周。

　　其中，郝邵明多次提到，“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三思而行”，“要正反两方面认真权衡”等劝诫语言，并提醒陈龙：“组织处理并不只有处分，过去你这个干部，不犯错误没有组织处分就下不来，现在通过组织处理能上能下。这个组织处理啊，与纪律处分不一样，他的类型多，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停职，抽调中心工作，调离司法部门，改成非领导职务，辞职免职降职。一系列的，这个呢，县委组织部也好，县人社局也好，可以根据这个事态的变化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