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地豪华办公楼竞相崛起，屡禁难止。但既戴“贫困帽子”又住“豪华衙门”的海伦市政府官员，众目睽睽之下所鲜见的尴尬和担忧，无疑折射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正本清源效应，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由于申请国家级贫困县不确定性很大，建政府大楼审批手续严格繁琐，为了抢抓发展机遇，我们只好先上车后买票，两件事情一并推进了。”与现任领导纠结于“不知道下一步咋办”的困惑不同，一位前任主要领导则懊悔当年“有些急于求成”的决策心态。

　　在东风镇富强村村口，两个整地回来的农民向记者抱怨，今年涝灾不小，收成减少三分之一还多，年久失修的水利设施根本不起作用，“有钱盖大楼，没钱修水利，农民不致富，县里咋脱贫呀?”而永和乡利兴村的一些农民则表示，只知道自己穷，不知道县里还戴着一顶穷帽子，更不知道这跟他们有啥关系。

　　海伦市扶贫办副主任安晓明认为，“贫困帽子”给贫困农民带来最直接的好处，是对产业项目和公益项目的专项资金扶持。有的贫困村有10多公里道路不通，按每公里40万元成本计算，仅此一项就得400多万元，而市里规划的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最多才120万元，还得分两年支付。如果仅靠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脱困，显然还是杯水车薪。至于“贫困帽子”所带来的巨额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这位主管全市扶贫工作的官员表示并不知情。

　　据记者调查，当前一些贫困县的大量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并未直接用于提高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或基本公共服务，多用于提高GDP指标的经济产业项目。加之由于舍不得贫困帽子后面的利益，部分贫困县主动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

　　海伦市委书记佟伟说，他下半年来最尴尬、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穷县豪楼”的质疑。他甚至有过把政府机关搬出去的想法，可当地没有哪家企业用得上，他们也曾讨论让给医院或者学校的方案，但办公楼的格局又不符合这些单位的用房设计。目前，他们又在研究能否辟出新办公区，把诸如公检法等长期独立办公的单位搬进来。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佟伟对此表示，如何把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解决贫困村的群众生活，而不是放在片面提高追求GDP总量上，正是海伦市下一阶段要改变的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