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个年头里，刘家人已经无数次找过乡政府，追问孩子的下落，可没有人给他们答案。圈头乡下辖10多个村子，身有残疾的刘老根几乎找遍了，每次只要听说哪个村子里有多年前收养孩子的信息，就会立即奔过去寻找，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回。

　　刘老根说，他们多年前从当年送两名妇女的船夫口中了解到，女儿被送到了田庄的码头。可圈头乡有3个田庄，船夫始终不说是哪个。

　　“这3个田庄我们都去过了，可村里人什么都不说。”刘老根说。

　　随着父母年老体弱，刘领群10年前从父母身上接过寻亲的重担。2004年冬天，得知在北京做水产生意的一个老乡可能知道妹妹的下落后，刘领群怀揣母亲给的50元钱，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前门街头，寒风萧瑟中，饿得发昏的刘领群找到了义务献血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献血，换回的是用来充饥的一份面包和牛奶。

　　可北京之行，刘领群依然是失望而归。9年过去了，刘领群也已经结婚生子，可他仍坚持着通过各种渠道来寻找妹妹。

　　老支书否认村委会参与

　　到底是谁找人抱走了孩子?刘家坚称是当时的圈头乡政府。

　　2013年10月18日上午，时任桥南村党支部副书记、当年负责村里计生工作的张福乐向记者表示，因为夏凤各是残疾人，其怀上三胎后，村里不敢管，就上报给乡政府相关部门处理。

　　时任桥南村党支部书记张建茹向记者承认，刘老根和夏凤各所生的第三胎女儿是因为违反政策被抱走送人的。但他坚决否认村委会参与此事，反复强调是乡里拍板决定的。

　　张建茹称：“这件事一切承办都是乡里派人进行，包括将孩子抱走的人都是乡里找的。”至于当年是乡里哪位领导作出的决定，张建茹表示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记不清了。

　　刘老根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时任圈头乡副乡长尹某参与了此事，并提出要抱走孩子送人，让他回去后听从乡派出所临时工夏金成安排。

　　对于刘老根所述，尹某给予了否认。10月18日下午，早已内退的尹某向记者表示，刘家的孩子是被谁抱走的、抱到哪去了，他并不知情。

　　在诸多被刘家指认的当事人中，夏金成是唯一出现在抱走孩子现场的人。接受采访时夏金成称，1995年6月7日晚上，乡领导找到他，让他去做刘家的工作，把孩子送出去，不占乡里的计生指标。随后夏去了刘家，转达了乡领导的意思，遭到夏凤各坚决反对，随后他只能回到乡政府向几位乡领导汇报。

　　夏金成向记者强调：“第二天就有两名妇女到了刘老根家，将孩子抱走，留下400元钱。”

　　抱婴案真相

　　当年调查时村里很懈怠

　　除了到乡里各村寻找被抱走的孩子，刘家这些年一直在寻求通过法律途径从乡政府获悉孩子的下落。

　　2003年，刘老根夫妇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将安新县圈头乡政府推向行政诉讼的被告席。

　　审理阶段，圈头乡政府答辩称，并没有实施强行把原告女儿抱走的行为。

　　但在答辩状中，圈头乡政府承认，因刘老根妻子违反规定，乡政府工作人员曾委托与原告有亲属关系的人(指夏金成)去做原告的思想工作。

　　当年，安新县法院以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刘家的起诉。随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一次驳回刘家上诉。

　　此外，安新县人民检察院也曾就此事于2005年对包括尹某、张某(时任圈头乡副乡长，被刘家指认参与此事，现已无法在当地找到此人)和夏金成涉嫌玩忽职守一案立案侦查，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于一年后撤案。

　　安新县检察院反渎局一位叫杨运刚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当年在调查过程中，村里很懈怠，不是很配合。“究竟孩子是怎么送的人、送给谁了，谁送的?”等一系列核心疑问，由于各种原因当年无法查清。

　　县政府告知书存在瑕疵

　　2013年10月21日上午，记者就此事到保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采访。

　　在保定市法制办主要领导的安排下，该办行政复议处主任科员万国建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万国建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规定，公开的范围主要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一般来讲，公民应该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而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关，也有一定的内容需要信息公开，这在条例中也是有规定的，比如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情况、抢险救灾、计生及接收社会捐助等情况。

　　对于刘家的情况，万国建看过材料后称，案例特殊。他说，从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告知书看，告知内容是错误的，存在很多瑕疵。

　　他认为，刘家的事情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乡镇政府公开的职责范围，涉及到孩子的送养和收养问题。而国家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收养必须走合法的法律手续。

　　县政府的告知书中，如果认为刘家诉求的信息不是公开范围，也应该告知申请人到民政部门去查一查，是否有当年的送养收养记录，如果没有登记，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有拐卖儿童的嫌疑，安新县人民政府在告知书中也应该告知申请人去司法机关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