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葱玉自小就熟悉中国传统鉴赏书画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他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所以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练就了一双锐利的眼睛。他21岁的时候，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会委员，就足以说明问题。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蒋介石命令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许多历史珍品运往台湾。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叫嚣，要把从北京故宫带去台湾的珍贵文物以“长期出借”的方式偷运去美国。1953年夏天，美国居然派出所谓的一批专家去台湾活动，以便“决定”哪些古物去美国。1955年张葱玉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长文“记述故宫运往台湾的一些名画”，在表达强烈愤慨之情的同时，凭着自己年轻时在北京故宫鉴赏这些古画的记忆，列举出上百幅珍贵作品的名录，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评论，令人过目不忘。这种博闻强记的功夫，是真正的鉴赏家必须具备的能力。

　　张葱玉还总结了书画鉴定的6种辅助方法，它们的着眼点分别是:1.印章;2.纸绢;3.题跋;4.收藏印;5.著录;6.装潢。应该说，这些鉴定的方法并非是张葱玉的独门绝技，事实上这些鉴定方法也是古玩商们所熟悉的，只不过，张葱玉能够针对每一种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了如指掌，而当他把这些林林总总的鉴定方法汇集于一身，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利器。

　　对于后学者来说，张葱玉先生是一位高明的老师。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讲明白，清晰地叙述了书画鉴赏的基本道理，好比旅行者进入一片深山老林，张葱玉的鉴赏观点就像是指示图，在大的方向上他绝不会让你误入歧途;在对待具体的鉴定时，他又能够把问题说得很深入。高人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就是一种真正的鉴定大师景象。他像是一座灯塔，为我们指点迷津。

　　张葱玉安慰后人说，“书画鉴定是完全可以学会的”，他继续说“有不少人把鉴定书画看得很神秘、很玄妙，认为是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其实不然，我认为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会的。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吧: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有他的特点，如果我们是熟人，一听发音，便知道他是谁;又如写字，每个人也有他的特点，相处久了，一看笔迹也自然知道是谁写的。古人书画，我们也能识别辨认，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熟悉一家的风格特点，就能做好对这一家作品的鉴定工作。所以说书画鉴定是完全可以学会的，并无神秘玄妙之可言”。

　　尽管，他自己说“理论学习，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一切生活中最重要的指针。书画鉴定，既然需要去伪存真，那么分析矛盾，更需要经典的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和指导我们实践”。还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下，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些话也都很朴素，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

　　在建国初期(即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张葱玉本准备花几年的时间，为中国古代书画的著录做好基础建设工作。按他的计划，准备收录的中国古代书画重要作品6000件，实际上他只完成了约2200余件的收录工作，此外还要附录一部约收两万件的存目和书画家及收藏家的印谱。

　　自古英才多劫难。不幸的是，一代艺术鉴定大师张葱玉于1963年因病仙逝，留下了他许多未竟的理想。至今，50年过去了，张葱玉的盛名和他传授下来的鉴赏中国古代书画的思想和方法，仍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

　　张葱玉是一座丰碑。在他之前，千百年来传统的中国书画鉴定研究呈现出零散而多样的面貌;在他之后，中国书画鉴定研究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终于进入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