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杭州市)公安局觉得集资金额太少，才1000多万，所以就决定把案子养大后再一锅端了。”上述知情者说。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证实。

　　颇具意味的是，2009年，在云南鸿如公司采用寄存、收藏、代售普洱茶和支付高额收益的方式进行民间集资初具规模时，包括杭州市工商局、浙江省银监会等四家监管部门曾对云南鸿如公司的商业模式进行过核实，并在当地媒体登报公示。

　　“其实当时参与调查的政府部门除了这四家单位外，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也参与了。”上述知情者说。

　　直到2011年5月，在云南鸿如抛出“债转股”方案，投资者集资力度空前加大时，当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才迅速出动，这个已经由一家炒作普洱茶起步，后壮大成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鸿如系”就此分崩离析。

　　而在整个案件爆发过程中，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除杭州市公安局有预谋之嫌外，杭州市检察院则是另一关键“配合者”。

　　“杭州市检察院负责这个案子的工作人员是刘小兵，他曾当着我们的面说，这个案子他不得不通过并移送到法院。”多名在场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

　　先后多次与刘小兵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鸿如案”负责人朱明敏进行过沟通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杭州市检察院将“鸿如案”递交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案审判员朱明敏曾“拒绝参与配合，不同意将这个案子当成重大案件来审理”，但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朱明敏说她一个人做不了主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驾驶员透露，在案件材料由当地检察院递交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刘小兵和朱明敏曾因为案子的事情争吵过很多次，而且每次都非常激烈，主要就是朱明敏不同意配合刘小兵。”

　　但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先后致电朱明敏及刘小兵，两人均拒绝接受采访。

　　事实上，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鸿如案”的审判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也同样倍显蹊跷。

　　近十名参加2012年7月11日庭审的旁听人向本报记者证实，当日，在提审云南鸿如公司董事长李兴华时，李的辩护律师楼献曾逐一例举证据与公诉人刘小兵唇枪舌战，试图证明云南鸿如公司的商业模式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等罪名。

　　但在多轮辩论后，楼献在中途期间却在法院楼道间接到一个神秘电话，通话结束后，楼献返回法庭现场则判若两人，直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作为辩护律师，楼献也再未出现。

　　“楼献是杭州本地的知名律师，现在已经不方便出面谈案子的事情，他那天接到的电话是来自杭州市司法局的，电话里说，让他不要再管这个案子，更不要做无罪辩护。”楼献的一名朋友对本报记者说。

　　除此以外，另一个事实也让这起案件背后的动机迷雾重重。本报记者多方调查获悉，2011年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参与“鸿如案”的办案民警中，绝大多数皆以调离原职，仅保留了3名警员负责料理收尾工作。

　　资产处置存疑

　　价值上亿的普洱茶经评估机构评估，查封的普洱茶市场估价仅为610万元，司法处理价则为488万元

　　虽然“鸿如案”在判决过程中的谜团至今仍悬而未决，但被司法部门查封的250吨普洱茶如何处置，估价如何，无疑是当前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维权小组向本报记者提供的数份资料显示，今年6月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投资者传达意愿，要求投资者推荐三名代表参与对查封普洱茶的后续处理事宜。

　　随后维权小组推荐了六人上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截至目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未作任何回复。

　　“6月28日，我们又去了一趟，还是没得到回复，250吨茶叶虽然无缘无故少了26吨，但224吨茶叶也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必须要进行点数，核实，参与处置，决不能让他们随意处理。”陶运喜说。

　　此外，多名维权小组人士及接近杭州市公检法的知情者向本报记者证实，目前，除茶叶外，此前云南鸿如的公司资产已经在低价拍卖，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并未就这些资产处置进行过公示。

　　“包括电脑、汽车等财产都已经在拍卖了，只有茶叶还没动。”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维权小组人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消息人士证实，本案中的另一关键涉案人物――王琦的家人目前仍在杭州市活动，而在此之前，作为云南鸿如实际的“二号人物”，王琦曾在短暂抓捕后被保外就医，并多次享受过司法处置以外的“特殊待遇”。

　　“这个案子里外勾结的痕迹太明显了，王琦的家人一直在活动，如果法院对茶叶低价处理，那么王琦的家人很有可能就会接手，现在至少几个亿的茶叶一到手就能卖。”接近王琦亲信的知情者说。

　　来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显示，经评估机构评估，查封的250吨普洱茶市场估价仅为610万元，司法处理价则为48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