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波及上千人的“鸿如案”仍在发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这一民间集资案做出二审判决后，这起案件背后的关联博弈却远未结束。

　　7月12日，数名接近杭州市公安局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当地知情者向本报记者称，“鸿如案”从案发到后期审判，多个环节存在幕后操纵嫌疑。

　　除此以外，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在为这一案件进行善后收尾时，质疑其人为制造案件，并违反办案程序的案件关联方则还在通过多个渠道持续发声。7月8日，“鸿如案”被告人家属及投资者代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包括杭州市公安局在内的当地公检法系统“相互配合，办案造假。”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杭州市)公安局‘钓鱼’似的办案，整个案子就是他们一手炮制的，直到今天很多关键疑点，公安局和法院也都是避而不谈。”“鸿如案”维权小组组长陶运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事实上，这样的质疑声还不止于此。

　　“案子中几千万的资产不翼而飞，但没有一个部门对杭州公检法进行调查。”发布会上，投资者代表高珊说。而在此之前，投资者以及被告人家属已将相关举报材料递交至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等相关部门。

　　但对于案件当事人屡屡发出的质疑，本报记者多次联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公安局政教部及经侦大队，但截至发稿，所有部门皆未能对案件疑点进行正面回应。

　　集资金额存猫腻?

　　杭州市公检法系统认定“鸿如案”的集资金额为1.45亿元，而投资者自发统计的仅有8000多万

　　作为杭州近年来涉及人员众多的一起重大经济案件，“鸿如案”诸多疑点尚未厘清时，杭州市公检法系统与投资者自发统计的一组重要对比数据则左右着案件走向。

　　来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指出，截至案发，云南鸿如公司此前借助普洱茶作为标的在杭州等地展开民间集资的金额为1.45亿。但对于这一数据，数十名曾购买该公司普洱茶的投资者则向本报记者称，自2007年云南鸿如进入杭州地区到案发时共计四年时间里，云南鸿如公司的集资金额总额仅为8000余万。

　　“这些钱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算了一下，把所有投资者的钱加起来也就是8000多万，但公安局一口咬死说有1.45亿，中间相差一点很正常，但不可能有5000多万的差距。”陶运喜说。

　　2011年5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云南鸿如公司旗下各分公司进行了闪电般的查封，多名投资者透露，在杭州市公安局先后出动警力迅速封锁各分公司办公地点时，唯独位于杭州市莫干山路的总部未曾在当日被查封，动乱之下，闻讯而来的投资者也纷纷聚集在云南鸿如总部打探情况，并自发整理公司文档。

　　而在云南鸿如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内，投资者发现了数十份购买普洱茶的空白合同及公司公章，并随后交予给了杭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但正是这些尚未签订的空白合同及财务用章，却让其后续难觅其踪。

　　陶运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投资者之前购买茶叶时都是一对一的，合同上都有对应编号，但这些空白合同和公章交给公安局后，谁都可以随便签一个金额再盖个公章滥竽充数，我们曾多次要求公安局出示此前查获的空白合同，但他们一直不给。”但这一说法目前末获得公检法相关机构回应。

　　事实上，集资款项总数相差甚远除投资者质疑存在“猫腻”外，多名被告人代理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杭州市公安局刻意拔高集资款有“邀功”之嫌。

　　“集资款公司的财务有统计，这个数据是可以核实的，但杭州市公安局故意提高集资金额，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对案件影响进行夸大，以获得上级部门重视和认可。”一名代理律师说。

　　接近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在对云南鸿如公司进行查封后一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就先后向浙江省公安厅及公安部递交了有关案件的报告，“由于报告中夸大了案件标的的金额以及影响，这个案子在上层就得到了肯定，杭州当地公安局也就后顾无忧。”

　　“其实除了集资金额，总人数也不对，我们作为投资者最有发言权，我们后面统计了一下，参与投资的总人数根本就不是法院说的1168人，总共才700余人左右。”投资者代表李华对本报记者说。

　　幕后神秘操控?

　　相关办案人员曾因案子的事情争吵过很多次，而且每次都非常激烈

　　“鸿如案”爆发后，曾参与普洱茶投资的当地投资者也随即展开了一场漫长的维权行动，但与办案部门持续对峙时，一股神秘的力量始终贯穿其中。

　　接近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早在云南鸿如公司以普洱茶为标的在杭州进行集资的前期，这家外来公司就引起了杭州市公安局的注意，但在经过秘密调查后，获悉彼时云南鸿如公司总共的社会集资款不过千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