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安徽宿州埇桥区的杨庄乡伊桥村，源于江苏徐州的奎河流经这里，村民郭良心取井水洗土豆和藕，水很快会变成蓝色。

　　但对于村民来说，“不吃这样的水，哪有水吃呢?”

　　作为生产队长，刘永凯号召村民，试图改善饮水。

　　下湾村民多次找颍上县反映问题，未果。刘永凯从沙颍河里灌了两瓶水，带到阜阳市卫生局求检测，卫生局不给检。村民凑了1000多元，让刘永凯疏通关系，他最终从卫生局拿到一份检测报告，“内容很简单，就说沙颍河水质污染很严重”。

　　拿到报告后，刘永凯回到颍上，给县里施压，“市里都出报告了，县里能不重视?”不过，还是不了了之。

　　1994年7月，淮河发生了重大水污染事件。

　　淮河上游因突降暴雨而开闸泄洪，积蓄的2亿立方水被放掉。但这些积蓄水的水质低劣，所经之处，河面上泡沫密布，鱼虾死亡殆尽。

　　下游居民饮用了经自来水厂处理过的淮河水后，出现恶心、腹泻、呕吐等症状，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54天，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

　　这一事件引起中央高层重视。1996年，国务院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确保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正是这一时期，各地区县的环保办公室从隶属的城建局脱离，组成环保局。颍上县环保局纪检组长江明说，1997年颍上县环保局成立时，只有五个人，“一件像样的检测设备都没有，COD(水质的化学需氧量)都测不了。”

　　集中暴发

　　“癌症村”频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严重的县区进行研究

　　2001年，刘永凯50岁的妻子也查出肝癌。

　　晚期肝腹水严重，妻子肚子肿胀如钟，刘永凯用吊瓶注射器做了个“排水器”，每周，他都将针头插破妻子的肚皮，腹水随着导管排出体外。

　　不到半年，妻子离世。

　　回忆这样的情形，刘永凯面色有些凄然。

　　这个时期，政府正在大幅关闭沿河污染企业。

　　在河南沈丘，一些企业被贴封条后，晚上仍偷偷开工生产，“断水断电都不好使，企业主都有本事自己供水发电。”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为了能够彻底关闭污染企业，并宣誓决心，“县武装部给我们配备了工兵，直接用炸药炸厂。”

　　作为奎河发源地，屡受下游宿州指责的徐州，那个时期要关闭沿河分布的120余家污染企业。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当年的整个行动是摧枯拉朽式的，对于不达标的工厂立即封厂捣毁，手续齐备的企业实施搬迁。

　　当年，徐州环保局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企业老板经常带着工人冲击环保局长办公室，“最凶的几个月，局长办公室门口配备了荷枪实弹的武警。”黄利民说。

　　与此同时，淮河流域，癌症也集中暴发。

　　2004年，关于淮河流域“癌症村”的报道屡见报端，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国务院和卫生部指示，“对淮河流域肿瘤高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

　　同一年10月，国务院召开治淮现场会，认为淮河流域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沿淮四省立下军令状，2010年前完成治理目标。

　　那个时期，还缺乏系统科学的数据分析，媒体报道只能是暗指“癌症村”与水污染有潜在关系。地方政府则否认环境污染导致癌症。

　　即便如今，颍上县卫生局副局长白祥成仍然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就好比吃辣椒炒肉，你吃没事，我吃了可能就得病，说不清楚。”

　　2005年起，中国疾控中心调研团队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与肿瘤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污染水的地区，与距离河流较远的地区对照，试图探明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关系。至今已经建立了14个县区的监测地区。

　　当国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抵达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时，淮河流域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起码国家重视，能喝上干净的水了。”程庄村的村支书席玉柱说。

　　颍上县未列入14个被研究的区县之列。下湾村的村民，仍在苦寻净水。

　　“还需十年”

　　地表水质已有所改善，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说，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5年9月，颍上县县长到沙颍河视察。车队经过下湾村时，刘永凯突然跪在车队前。县长问，“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刘永凯说，“我们村死人死得太多，我太伤心了，求你想想办法，给我们打口深井吧。”县长说，争取让村民吃上干净水。

　　当下湾村民满怀期盼之际，这名县长被调走了。

　　这一年，国家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着手解决农村人口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