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五年最高法判处儿童拐卖案件的重刑率看，在惩处人贩，打击拐卖行为方面不断加码，情节严重的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就整体而言，打拐形势依然严峻。一部分法学界人士包括部分被拐儿童亲属认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卖同罪，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5月31日央视新闻)

　　买拐与拐卖构成了买卖人口犯罪完整“市场链条”，正所谓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从这个意义来说，买拐法律成本太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拐卖人口犯罪的冲动。由此，提出“买拐同罪”，有它相对充分的理由。

　　不过，还要理性地看待拐卖与买拐犯罪。首先，这种需求能够抑制，但应该认识到它不可能完全禁绝。儿童拐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买方市场的存在是基于多个因素，比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样的传统观念，以及不孕不育等等原因。只要需求有刚性，法律成本再高，最终只会使犯罪手段变得更隐蔽、更黑暗，给打击带来更大难度，同时，也有可能对被拐儿童的安全形成一个危害。

　　其次，打击犯罪保持法律的威慑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是能否在司法实务中保持常态。与拐卖犯罪流动性强、手段隐蔽相比，买拐得来的孩子就是公开秘密，买拐的家庭跑不了，抚养孩子、给孩子落户等诸多事项，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理论来说，买拐违法更容易被发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买拐通常都不是打击的对象，大部分买拐被追究，都是拐卖者落网牵出来的。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山村，堂而皇之的包庇买拐，出现民不举官不究的怪象。买拐“心存侥幸”的程度，取决于被发现和被查处的概率，而不是法律画出的“老虎”，法律再严厉却不被追究终究只是“纸老虎”，吓不到人。

　　“买拐同罪”不宜笼统论之。一方面，从体现司法兜底和维护惩处的威慑作用来说，有必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让买拐必须承担一定的刑责。另一方面，法治是多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单纯把拐卖犯罪形势严峻归咎于法律成本太低有失偏颇，而把解药下在无限提高单一的犯罪成本也是一种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