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驱动”对生态带来不可避免的恶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无限追逐和攫取，不仅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压榨上，而且体现在对外部资源的掠夺中，后者成为其巨额利润的新来源。它们的这一举动，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政权的稳定性，向选民许下诸多美好的政治“诺言”，这就需要维持社会的高福利以收买民心；而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始终如一，经济利益驱动其使用新科技手段和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束缚劳动者。利润最大化需求同创造高福利的政治合法性需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加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和世界经济的垄断，创造大量的额外物质财富，才能缓和这一矛盾。而对外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必将导致对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爆发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戴维·佩珀就此指出：膨胀、萧条、供需不平衡、环境退化等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结果。

　　技术理性造成人的异化并加剧生态的恶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创新带来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提升，但同时增强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组织模式化，使得技术理性渗透到人类行为方式的各个方面。技术和资本原本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中介，如今却变成目的；人所创造的技术，反过来成为束缚人自身的枷锁。人们在不断膨胀的欲望中自我异化，以机械化的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无止境的消耗与破坏。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资源重新配置凸显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由本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缓解了本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在更大范围加剧了生态危机。它们将生态环境污染和不合理的资源结构扩散到全世界，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发达国家消耗资源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在剪刀差的作用下，生态危机发生大规模的迁移和重新聚集，全球的贫富差距必然进一步增大。在世界环境气候峰会上，西方发达国家反复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进行指责，殊不知，它们正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

　　生态环境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品”。人类共享生态资源，在保护生态的问题上承担着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反生态一面的论述，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车之辙，更好维护全球生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