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判断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个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到底指的是什么？该如何理解？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新常态与大逻辑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新研判，无论是对经济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还是对新常态经济运行的把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认为。

　　“中国正处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阶段。经济新常态是对这一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正确认识新常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有助于我们统一认识，更好地引领未来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表示，“发展阶段变了、客观环境变了，我们出牌的方式必须变。必须站在新时代新高度，用新方式来思考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必然如此，别无选择

　　“逻辑指的是历史必然性。大逻辑，就是内在力量导致的必然趋势。必然如此，别无选择。”顾海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逻辑就是新常态。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认为，大逻辑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人民币。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缺资本不缺劳动力。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资源环境约束增加了，这意味着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方法必须改变。

　　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趋势性变化，习近平有清醒的认识。2013年4月8日，他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即表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

　　说“不可能”，是因为发展环境变化、资源约束使然，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然；说“没必要”，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自然要回落，这是客观规律，只能适应不可改变。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必然要减速。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赵振华表示。

　　“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增长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一鸣在《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一文中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介绍，这两个国家经历过高速增长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速的拐点性变化。

　　赵振华认为，无论是从GDP增长还是居民人均收入指标来看，我国经济都只需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11年至201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从2014年至202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需要增长6.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看，2011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从2014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只需分别增长6.7%和5.8%即可。

　　政策不再是“跌”出来的

　　正确认识大逻辑，认识新常态，对正确把握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意义深远，也是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抓手。

　　顾海良认为，新常态、大逻辑是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着力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有助于我们打破GDP神话、发展的纠结以及所谓中国经济“一花独秀”的幻想。

　　“一直以来，总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可以‘一花独秀’。”顾海良说，但其实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割裂来看。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在评价工作和考察干部时，不能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他强调，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经济一定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否则就会出问题，以至于有一种发展的纠结，经济一下行就要进行调控、出台刺激政策，而这些调控政策叠加起来，所导致的市场扭曲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付出更大的代价去纠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

　　卢锋发现，现在简政放权涉及到的很多行政审批，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概念内涵过于宽泛、过多采用产业政策数量控制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产物。干预政策的不利影响不断叠加，不仅对市场体制完善带来不利影响，而且难以有效管理过度扩张过程中派生的宏观失衡。

　　他说，所谓“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其中的“刺激政策消化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的提出也包含着调整的信号，从宏观经济学上来分析，过度扩张之后进行调整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调整就会有阵痛。要有担当。这个阵痛既包括去杠杆、压泡沫、去产能带来的阵痛，也有人们预期调整付出的代价。”

　　过去人们习惯了经济只能升不能降，一但下降就要出政策，于是所谓“政策是跌出来的”说法不胫而走。

　　“2008年，房地产行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曾有房地产企业拿出了一份报告，主题就是‘政策是跌出来的’，请专家学者帮助预判分析。”这件事让卢锋记忆犹新，当时他和许多专家学者都建议房地产行业收缩发展规模，迎接调整期。然而最后的事实表明，企业的博奕成功了，研究人员的预判建议失灵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提升经济，国家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房地产价格再度进入上行通道。

　　“如果企业当时听了学者的话，就赔钱了！”卢锋说，但这个大规模的刺激在当时看有一定效果，从长远来看却加剧了宏观经济的失衡。

　　因此，在他看来，正确理解新常态，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大逻辑的变化，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引导政策预期。要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真正起决定作用。

　　经济发展是自然演变的过程，该发生的就要发生。经济短时间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是正常现象，“我们要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趋势特征，把握好这个大逻辑，才能正确认识处理目前工作中的各种关系，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跨跃中等收入陷阱。

　　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首要的是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制度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制度一定要适应发展的规律。”卢锋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制度变革的推进，比较优势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改革就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改善民生。”赵振华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大课题。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四个“准确把握”：“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正确认识大逻辑就必须正确处理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系，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赵振华分析，新常态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要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要更加注重保护环境。

　　在卢锋看来，客观分析，速度过高过快的时候，效益与质量难免会打些折扣。“又快又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可以统筹实现，然而在短期来看，特别是以当下为时点的情况下，在速度与质量之间，难免会有某种置换消长，政策要有所取舍，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长期以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中国经济8%以上甚至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对于经济增速的回落表现出种种担忧。

　　“但其实7%～8%的增速仍然是非常好的，特别是这种增长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大的基础上实现的。速度降低并不影响总量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还要大。”赵振华表示。

　　“转型期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关键在于能否直面问题，勇于和善于破解改革与发展中的短板。没有别人给你挖陷阱，陷阱通常是自己挖的，并且自己跳进去后不愿出来。”卢锋表示，只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中国就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