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但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一直没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北京共识”于2004年由美国人雷默提出，就是一个证明。国内外一些人甚至长期漠视、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目前这种状况正在悄然改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理念和范畴的提出，使中国模式的面貌不断明晰，更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模式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既发展中国又造福世界。

　　理解中国模式的几个维度

　　理解中国模式，可以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和文明复兴等维度来进行。

　　经济发展模式。列宁以及苏联对于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如何在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过探索。但随着苏联解体，这种探索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社会主义模式能否走通，世界在看中国。经历近代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实践，经过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懈努力，中国不仅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而且走出了古老文明实现赶超和复兴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近10%的增长，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向好，这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仍在困境中挣扎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一些西方知名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亚洲“四小龙”后唯一成功的案例，正在激励更多新兴国家实现赶超。

　　从经济发展层面可将中国模式内涵概括为“五个统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统一，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效率体现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即时性、有效性，而公平不仅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还强调结果公平，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改革与开放有机统一，通过改革促开放、通过开放促改革，既对世界开放也促进世界对中国开放，既改革自身也促进国际体系改革;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强调快速发展绝不能牺牲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也不能不要适当的发展速度;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局部目标与全局目标有机统一，在全国层面实行“五年规划”与“三步走”相结合，在各地区和各行业主张目标与手段的差异性、灵活性，达到总体稳定而局部灵活。

　　国家治理模式。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将中国描绘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和最智慧的国家”，这大概是从国家治理层面对中国模式的最早肯定。近年来，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抛开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看待中国治理模式，肯定中国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指出：“当现实有需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以修订法律法规、制定新的标准，改进基础设施，促进国家的长期战略发展。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需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弗里德曼的这段文字，从高效角度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肯定。

　　从国家治理层面可将中国模式内涵概括为“四个统一”：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各地区、各部门适度分权，发扬民主和调动积极性，但全局和整体上适度集中权力，确保整体、长远和根本利益;分与合有机统一，在社会治理各领域按照不同问题性质和规律，实施分工协作，既强调担当精神又强调集体领导;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有机统一，通过试点、推广，总结经验，形成若干小模式，最终推动顶层设计，成就大模式，并通过进一步实践检验和完善已有模式、创造新模式;循序渐进与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简政放权、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都强调循序渐进，同时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

　　文明复兴模式。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这就是秦汉时期就实现平民(刘邦)登上皇位的政治轮换，而迄今欧美没有出现一位草根国王。因此，必须从上下五千年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文化根基与民族底蕴。中华文明复兴是复兴、转型与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当然，文明转型并非否定传统文明特质，而是中国身份的升级换代。这种转型不是告别、否定过去，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文明。这就是文明复兴模式的时代内涵。(人民日报 董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