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羊下崽摆酒,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
基层名目繁多、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近年来愈演愈烈,不仅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而且败坏社会风气。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通过乡规民约等方式整治各种“人情债”。专家指出,在全社会“反四风”的背景下,“倡俭治奢”也应成为农村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入不敷出”:一年收入2万,送礼近3万
“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村民李习琼谈到“送礼”很无奈地说。
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人情债”困扰的不止李习琼一人。
“酒宴”名目繁多,人情链越拉越长。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老人庆生外,出狱要办“冲喜”酒,买辆摩托车要办酒,家里牛羊下崽也要摆一桌。送礼对象从原来的亲朋、同事同学延伸到同事的亲朋、同学的兄弟姐妹。“在全县治理大操大办风之前,各种办酒通知贴满镇上的公告栏,一天到晚鞭炮响个不停。”城口县庙坝镇纪委书记冯乔明说。
排场越来越大。“你办50桌,我就办80桌。”庙坝镇排山村村民赵安德告诉记者,现在办100桌也不少见,常常是十几桌菜没人吃,造成极大浪费。
“行情”越来越高。一两百元是普通关系,三五百元正常水平,上千元也是常有。城口县明通镇退休干部杨应禄留着厚厚两本“送礼清单”:2001年送出827元礼金,2008年达到2.1万元;2012年更是高达8.45万元,送礼206次。
事实上,城口县只是全国基层“人情债”之痛的一个缩影。宁夏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村一村民说,现在100元基本拿不出手,有些场合一般都要500元,去年总共出了1万多元的礼。而湖北随州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人情消费2375元,比2012年增长19%。
“人情异化”:借钱、贷款送礼,“借老人”办寿酒收礼
婚丧嫁娶办宴席等“礼尚往来”传统延续上千年,具有一定互助性质,然而如今却日益异化变味,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甚至成为敛财的手段。
“酒席多的时候一天十几场,借钱送礼是常有的事。”去年,为了送礼,城口县兴旺村村民王怀友不得不花掉本打算买化肥的钱。
城口县灯良村村民沈茂培告诉记者,8月是“升学酒”高峰期,去年8月他就借了3800元送礼。有些村民甚至贷款送礼。
“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冯乔明说,有喜事就大办,没喜事就创造喜事办,办酒送礼风陷入恶性循环。有些村民实在找不到理由就“造假”,甚至有人“借”老人当亲人办寿酒。“原本是正常人情往来,现在却变成了敛财。”
“请柬都送上门来了,不去人家有意见,以后怎么相处?”城口县兴旺村一村民对记者说。
“人情比什么都大,送不起也得送啊。”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说,受社会上“讲关系”“搞圈子”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多送礼能够搞好与干部、领导的关系,这让送礼风更加盛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中国向来是个熟人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人际交往信息化网络化等,以往维持熟人之间的亲情、血缘纽带越来越弱,办酒席送礼成为人情往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导致人情异化。
“移风易俗”:党员带头村社引导,刹住“浮华风”留下“情”和“根”
身在基层的干部群众深受“人情债”之害,对大操大办、乱办滥办之风反映强烈。基层干部群众认为,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之下,公款消费已有明显好转,民间扭曲变味的人情消费也该刹刹了。
“传统文化、礼仪异化成了商业手段,礼尚往来的商业功能被凸显。”廖成林说,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基层管理滞后的表现,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应当开展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
“送礼是风俗习惯,不能用法律法规约束,因此必须要党员干部带头、充分发挥村社自治来引导。”冯乔明说。
目前,重庆城口县、巫溪县等不少地方都已开始着手治理基层“人情债”。城口县专门出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婚丧简办,其它事宜一律不准操办,不准收受亲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礼金或贵重礼品。今年以来,城口县已对4名违规办酒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查处。
同时,城口县也对广大村民发出倡导,简办结婚、嫁女、丧事等传统“红白”喜事,不办或少办各种名目奇异的酒宴,重拾民间勤俭之风。
在治理和倡导下,城口县大操大办之风明显好转。庙坝村村主任杨传政说,今年该村办酒席11例,违规操办只有2例。王怀友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送礼送了4000多元,手头宽裕了不少,准备多买点肥料,“这样的村规民约早该定了!”
“政府和社会组织有责任倡导健康文明的情感表达方式,不能不作为,也不能矫枉过正,应提倡正常的人情交往,让礼尚往来回归理性、本源。”廖成林说。(记者周凯、陈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