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武汉城投的银行授信额度也大幅缩水，但其负债却在大幅攀升，负债总额已从2010年的841亿元升至2013年9月末的1117亿元。

　　中债资信称，武汉城投的偿债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武汉市政府财政资金(每年约50亿元)、路桥收费返还(每年约18亿元)、土地出让收益等，但未来五年仍有约250亿元的资金缺口。

　　不过，康良智也表示现在的债务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偿债能力是匹配的，但要制定合理的举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适应未来城市发展规律，把资金管好、用好，用出效率、用在该用的地方。

　　各地还债基本靠卖地

　　在武汉大举造城的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也在进行着令世界惊叹的城市建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一些大城市每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都在千亿规模，若加上房地产开发投资，均达数千亿之多，个个不输武汉。

　　京沪方面，2013年北京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785.7亿元，主要投向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则完成投资1043.31亿元，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819.59亿元。

　　天津市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据，不过去年7月当地媒体报道称，2013年上半年天津市共投资959.61亿元，推算天津一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1400亿元以上，加上房地产1480.82亿元的投资，一年城市建设投资达到3000亿左右。

　　在“第三城”广州，去年完成建设改造投资2874.87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579.68亿元，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在1300亿。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深圳，城市建设已经相对成熟，因此目前可以投资的空间也比较小，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358.34亿元。

　　相比东部，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建设后劲更显十足。比如重庆，去年全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2962.1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3012.78亿元，堪称“真土豪”。

　　长沙去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29.32亿元，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153.61亿元;郑州去年基础设施投资973亿，房地产开发投资1445亿元。城建投资力度均达到2000亿级别。

　　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教授告诉记者，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两大领域，市场主导作用比较强，因此主要靠企业投资完成，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以政府来推动。“政府负责基础设施，比如地铁、隧道桥梁、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

　　而地方政府投资则主要通过旗下的投融资平台负债投资来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例如，重庆市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3070.39亿元。在北京，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本级和区县本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96.32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325.49亿元。

　　2010年亚运会的举办地广州的债务也不少。截至去年6月，广州市政府性债务达2865亿元。一方面是背负的沉重债务，另一方面则是未来发展仍需继续举债投入。按照计划，2013年7月~2016年，广州市计划举债1438亿元，主要用于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债务?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记者，地方政府还债主要有几个来源，包括土地收入、国企收益、税收以及罚款等非税收入。

　　以广州为例，目前广州已经制定了《广州市存量政府性债务化解工作方案(2013年下半年-2016年)》，通过盘活优质资产和存量土地资源、重新划分债务性质主体、增加国资经营收入等多种途径，加大债务化解力度，该市力争到2016年年底，化解全市存量债务60%左右。

　　实际上，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

　　“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恨不得在任上把所有工程都搞完，有些领导为了政绩和GDP拼命建设，不管离开之后还能否可持续发展。”黎旭东说，一旦房地产形势下行，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会凸显。

　　“全国都一样，所以地方政府往往比较反对对房地产进行严格的调控。”彭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