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有时候是很“矛盾”的事情。比方今年旱灾，绝收多少亩，造成多少损失，这是一个口径。今年取得了什么经济成绩，增产多少，这是另一个口径。主要看上头对应的是什么部门。又比如说低保，申请得多了，“没有完成经济任务”;报得少，“没有达到扶贫的标准”……写材料那段时期，我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回家的巷子路灯坏了，我喊老爸来接。路上，老爸纳闷地问：“人家一杯茶也能坐一天，怎么就你这么累呢?”

　　琐碎而徒劳

　　我也想逃离，而且是彻底逃离。我一直没有放弃考研，却又接连两年没有考中目标中的北师大，逐渐心灰意冷，只好继续当基层公务员。

　　除了年底写检查材料，基层公务员还有很多“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做的事儿。首当其冲就是“与领导相处”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白痴”，且始终游离在外。

　　先说吃饭时喝酒，我的必杀技是装病装睡，偶尔还“耍诈”—就是吃饭前自备空牛奶盒，敬完酒不要说话，酒含在嘴里，偷偷吐到牛奶盒里……三年后，那一批选调生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练出酒量来。

　　还有一种场合一定要能“hold”住，那就是KTV，因为下了酒桌直奔的地方一定是—KTV。在这个场合，我也练就了一定的“生存技能”：如果不得不在别人的催促下邀请某位领导跳舞，那么在场所有的男士都顺次邀请一次，就不会有人对你有想法了;跳舞的时候当对方靠近，一定注意将彼此胸口的距离控制在一公分之外;实在不想忍受这一切，就假装舞技太烂，故意多踩别人几脚就好……

　　和领导相处，还有很多奇怪的“忌讳”。比如点菜的时候，5个人点8个菜够了，服务员“暗示”到跺脚流汗，我都浑然不知，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圈子里，有“七上八下”的说法。

　　我还听说，附近山上的庙里，当公务员的上的香火最多。哎……

　　最近几年，在舆论的压力下，小公务员还多了一项新工作—“保护领导”。“那张照片要删掉啊，换一张看不到手表的”，“什么?桌子上有芙蓉王香烟，那怎么行”。

　　还有传说中的“五毛党”，我们每月也有“写网评”的任务，一人五篇，不过“稿费”不是5毛，而是5块，写得好的甚至有50块。可谁也不愿意写这个东西，要引导舆论，写得像样，又不能太“负面”，字数还不得少于500字，一到交网评时办公室的QQ群里就哭爹喊娘。

　　当然，也有我喜欢的工作。比如办社区图书馆，组织留守儿童活动，看望艾滋病患儿。我们街道上有个关爱医院，里面有群艾滋儿童，我每个月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是感觉最快乐的几天。在那里接触到的志愿者认为我是个很好的“社工”。我也隐隐感到，比起政府的行政体系，NGO的做事效率和效果实在高了太多。

　　逃离

　　我当公务员的第三年，2011年3月，收到四川大学研究生考试成绩单，当即就在心里决定，要离开街道，继续去读书。

　　爸妈当然不希望我就这么放弃了，毕竟我已经熬了三年，且已经升到区团委副书记职位，相当于副科级了。但只有我知道自己三年来承受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有多大，我都快得抑郁症了。

　　最后一年年底写迎检材料的时候，我曾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晚上睡不着觉，爸妈跟我一说话我就会哭，甚至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掉眼泪。

　　最终，爸妈妥协了。其实，我知道那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他在长沙住一次院，即使有报销，家里也要出上万块钱。爸爸内退时，还不到退休年龄之前，每个月只能领到650元的补贴。而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条上，只有1648元，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精神的压抑和现实的压力都让我不堪重负。

　　和我同一批分到镇上的选调生共有五个，刚去的时候，个个书生意气，都很失望，几乎都喊着要走，不过慢慢地就习惯了，蜕变、分化得很厉害。当然你不蜕变，就会像我一样最终承受不了。

　　有些人很自觉地进入这个圈子了，甚至游刃有余，每天陪领导吃饭，看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留心各种小道消息，很有“政治觉悟”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样的，提升比较快。有的把自己边缘化了，基本上只是天天做份内的工作，不交际不应酬，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有的这也想那也想，变得特别颓废……

　　有个名校研究生，是我们的“头儿”，原来很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说他研究生导师说过他能当部长，他也报考过部委的公务员。后来再聚会，他就“莫谈国事”了，跟我们也打起官腔来。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当上我们那里的乡长了。

　　而我却始终和这个圈子格格不入。用我爸的话说，我脾气太倔，自己不喜欢什么就坚决不做什么，“那样怎么可能呢?不适应也要适应嘛”，“还不都是为了活着”，“又是女孩子，有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就可以了，我们又没什么靠山”。(中国周刊网站 new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