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195号决议-联合国1269号决议

进入60年代后，美国开始把韩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首要问题。

首先，美国从冷战格局的需要出发，从20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推进韩日关系和解。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温，构筑美日韩三角同盟体系变得日益紧迫。

美国认为，要有效启动针对苏中朝三角的美日韩三角同盟体系，韩日必须实现邦交正常化。美国力争把美日双边同盟关系与美韩双边同盟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借此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冷战格局。

其次，让已实现经济复苏的日本分担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可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国际经常收支的恶化和过度的对外援助，使美国面临着经济萧条的困境。而美国在韩国每年需要花费至少3亿美元，因此，美国急需寻找别的国家来分担这一长期重任，日本自然是最佳选择。

美国针对自身经济实力下降、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推出了把援助转为借款，同时让日本分担部分经济、军事援助的政策。

再次，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对韩国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著名东亚学家、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曾指出：“我就确信没有韩日邦交正常化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振兴，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在韩国建立稳定的经济基础。”美国预计，韩日邦交正常化将会给韩国带来6亿～10亿美元的资金，而且以后还将继续增长。

对于韩国来说，朴正熙政权急于改善韩日关系也有其自身原因。随着美国对韩国无偿经济援助的减少，韩国对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与日本会谈并尽快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为当务之急。

“一五”期间，朴正熙政权的原定目标是引进外资4.26亿美元。可截至1964年末，引进的外资只达到原计划的30%。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中，韩国最现实的外资引进来源就是日本。

朴正熙认为：“想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只有这条路（韩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有屈辱的一面，但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次机遇，就只能世代受着日本更大的屈辱来生活。”

《思想界》1960年11月号刊登了题为《韩日握手的必要性》的文章，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就看能否与日本经济携手”。韩国企业界也重视邦交正常化所能获得的资本，因而也支持韩日邦交早日恢复。就当时而言，韩日关系正常化可谓是韩国解决经济发展资金的唯一出路。再加上美国的强烈要求，朴正熙政权对韩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就变得愈加迫切。

同样，日本也很关注韩日关系的正常化。1961年6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向美国总统肯尼迪表示，单就维持反苏联盟体制一项，“日本必须对韩国进行经济援助，相信应该提早实现邦交正常化”。

此时，日本发展成为除美国、西欧之外的另一个经济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作为经济中心，它也要求在自己周围能够形成梯状或三级分工体系。另外，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也急需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和原料来源地。

1961年11月，朴正熙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举行会晤。双方商定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日程，而后朴正熙把会谈结果作为见面礼带到美国。对此，有人甚至认为，上述邦交正常化协商才是肯尼迪邀请朴正熙访美的最重要目的。在会晤期间，朴正熙请求美方提供“一五”计划所需23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肯尼迪不但拒绝了资金支援请求，还强烈要求韩日两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美国的压力使朴正熙政权更加不顾一切地要推进韩日邦交正常化。

在战争赔款问题上，韩日双方仍然存在严重分歧。日本外务省认为最多可以赔偿大约5000万～6000万美元，大藏省认为韩国方面的损失只有1000万～2000万美元，远远低于韩方要求。

经双方协商，决定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1962年11月，《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确定对日索赔金额是“无偿提供3亿美元，有偿提供2亿美元，借款1亿美元。”这是双边谈判中取得的最具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对韩国而言，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

由此，韩日会谈的中心随后转移到了废除“李承晚线”的渔业权协商方面。韩国主张把索赔权和渔业权分开处理，但日本提出如果韩国不肯放弃“李承晚线”，索赔谈判也将会破裂。在日本，以社会党为中心形成了国会内部的反对派。池田勇人首相保留了对《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的批准。

而韩方却越来越焦急，以致萌生了“对日屈辱外交”。韩日会谈是在韩、美、日三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会谈韩国的地位最不利。因为即使没有美国的压力，韩国也不得不谋求尽快获得日本的支援。到1964年初，双方在其他议题上的意向基本趋于一致。因此，朴正熙宣布准备在1964年3月结束韩日会谈。

韩日会谈一直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1964年3月，韩国政府首次公开了会谈情况，结果在全国掀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3月24日，汉城发生了自“四月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示威游行。尽管张勉政府时期各种示威游行层出不穷，但唯独没有出现过反对韩日邦交正常化的示威游行。

在野党领袖、大学生、中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朴正熙政府面临着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大众性反抗。在野党和大学生反对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朴正熙政府没有认识到邦交正常化是代表国民的行为，政府始终以个人外交或者秘密外交方式处理邦交正常化问题，反对势力对此进行了大肆攻击。

第二，负责清算殖民地历史问题的人是有曾经参加日本军队经历的军事政变发动者。仅从这一点来说，反对派从心理上就感觉不舒服和愤慨。反对韩日会谈成为在野党用来挽救政治劣势的手段。

反对运动的激烈程度也超乎人们的想象。当时的政治氛围几乎到了谈韩日邦交正常化就色变的地步，任何支持韩日会谈的人都会被嗤之以鼻。连金大中也因为支持会谈而被扣上“樱花”、“接受执政党贿赂的内奸”的帽子，他的妻子外出时也会被人骂成是“执政党走狗的妻子”。在群情激愤的反对声中，很少有人会认真考虑韩国可能从邦交正常化中得到的经济利益。在日本，形势也很紧张，反对韩日会谈的运动一样此起彼伏。

当时，朴正熙表示“我是打算拿政治生命来完成这件事（韩日关系正常化）”，外交部长官李东元也表示“即使被乱石打死也要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这些都毫不夸张地反映了朴正熙政权所面临的风险程度。

反对运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到5月末，第一次出现了“下野劝告”的口号。6月2日，口号则统一为“朴政权下野！”6月3日，游行队伍逼近青瓦台，所有道路都被示威队伍封堵，局势日趋紧张。国务总理丁一权劝朴正熙坐直升机出去躲避，朴正熙也曾做好下野的准备。在紧要关头，美国派驻韩大使和联合国军司令乘直升机到青瓦台，同意使用军事力量宣布戒严。6月3日晚，政府在汉城地区实行戒严。在民众由反日而引发的行动中，美国帮助朴正熙稳定了局势，稳固了政权。

1964年12月，第七次韩日会谈在东京举行。促进最后一轮韩日会谈启动并迅速达成协议的国际因素是美国侵越战争的扩大。美国约翰逊政府为使韩国军队投入侵越战争，需要让日本取代美国对韩国进行经济援助。日本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要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出任日本首相，强调把早日完成日韩会谈作为政府的“当前第一要务”。在第七次韩日会谈中，与日本重视渔业问题相比，韩国更关心两国基本关系问题和旅日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会谈的第一阶段主要解决了如下关键问题：（1）关于基本关系达成协议的形式与名称。（2）关于确认旧条约无效的条款。（3）关于韩国政府的地位。这个问题双方分歧很大，但最后达成的协议是：“确认大韩民国政府是联合国大会第195号决议明示的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事后，双方对上述文字的解释各异。（4）领土问题。

在谈判的关键时刻，1965年2月，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汉城为契机，双方首先就基本关系条约的内容达成一致，并由两国外交部门的亚洲局局长草签了基本关系条约。韩国在索赔、渔业等问题上均做出了让步。4月，双方在关于渔业问题、请求权与经济合作问题、旅日韩人法律地位问题的协议纲要上签字。

后来，双方又经过对协议条文的反复交涉，最终于1965年6月22日正式签署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韩日渔业协定》《韩日请求权与经济合作协定》《旅日韩国人法律地位协定》《韩日文物与文化协定》及有关换文。

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观察，上述文件有明显缺陷。首先，《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前言没有关于历史认识的内容，更无对韩国表示谢罪的言辞，只是在韩日外长的《共同声明》中，日方对过去的关系“表示遗憾，做深刻反省”。

其次，“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排斥了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恶化了日朝关系。再者，《旅日韩国人法律地位协定》把“旅日韩国人”定位为“多年居住日本国的大韩民国国民”，回避了他们是怎样居住在日本的问题。

显然，“这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意志，即故意无视由于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结果所形成的旅日韩国人的特殊性，把他们当作一般外国人处理”。

签字的当日，韩国爆发了大规模反对“对日屈辱外交”、批判条约排斥北部和使半岛分裂长期化的群众示威。他们谴责《韩日关系基本条约》是第二个《乙巳保护条约》，称朴正熙与金钟泌是“第二个李完用和第二个宋秉畯”。韩国国民对关系正常化的反应是“不能不改善，但得投反对票”。

事实上，反对势力虽然批判朴正熙政权在会谈中采取妥协的态度，但并不否定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在日本，社会党、和总评等左翼力量也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尽管如此，12月18日，双方在汉城交换了批准书，《韩日基本关系条约》与其他协定正式生效。

韩日关系正常化加深了两国的双边经济关系。《韩日请求权与经济合作协定》规定：今后10年间，日本向韩国提供总额价值相当于5亿美元的请求权资金和3亿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并设立韩日定期阁僚会议负责实施。但是，关于请求权的概念，双方的理解大相径庭。韩国认为是赔偿，日本则理解为经济合作的同义语。实际上，由于日本已经过渡到执行以财政盈余输出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等于是对韩国的经济扩张。

《韩日关系基本条约》和其他四个协定的缔结对密切韩、日、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借助上述条约和协定，通过分担对韩国的援助进一步增强了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同时，韩日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加强美国对韩国的军事保护，而落实韩国向南越派兵，又能提高韩国在韩美关系上的“发言权”。

发展“韩日特殊关系”是朴正熙修正外交政策和推进多元外交的基础。韩日邦交正常化是朴正熙发展模式正式走上轨道的决定性契机。客观来讲，韩方更迫切地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以使韩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寻求美国之外的另一个支撑点，并且，朴正熙集团同日本实力集团有良好的个人关系。

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朴正熙政权始终重视对日关系。日本也非常重视发展对韩关系。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全面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人最终认识到了朴正熙政策的前瞻性。

姑且不论地区安全和拉近与美关系等军事战略方面的利益，单就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给韩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一项，其成就便不可小视。据统计，从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到1973年，日本向韩国提供了商业贷款6.74亿美元和政府贷款4.16亿美元。日本在韩国的投资额，1971年为4200万美元，占韩国外资总额的35.4%，1979年时则上升到5.9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59.8%。

由此，日本不仅取代美国成为韩国获取外国贷款的最主要来源国，而且也是韩国引进新技术和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同时，双边贸易发展迅速，1965～1969年，韩国对日出口增加了2.5倍，进口增加了6.7倍。韩日经济紧密联系直接加强了韩日间的整体关系。当然，韩日关系的正常化也并不纯粹只是给韩国单方面带来了利益。

韩日外交关系正常化除给韩国带来好处外，还应当看到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指的是，韩国对日本经济援助的依赖和巨额的对日贸易逆差。从此，韩国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美国，在经济上依附于日本的双重依附结构。

韩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后，日本起到了资本供应者的角色。韩国形成了以日本为资本供应者、以美国为主要销售市场的韩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长三角贸易结构，为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日本所起的供应者作用和美国所起的吸收者作用，韩国的外向型出口主导战略是难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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