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日本曹洞宗代表团一行5人，来到大洪山寻根谒祖，考证大洪山为日本曹洞宗“祖庭”的因缘法脉，并与大洪山慈恩寺互赠信物、签订友好往来协议。

　　大洪山慈恩寺是佛教曹洞宗的发祥地。2009年，大洪山高举“佛教名山”大旗，投资2.4亿元，启动慈恩寺恢复重建。该工程10月将全面建成开光，重建的寺院超过历史规模，佛教文化得以弘扬光大。

　　初夏时节，置身大洪山景区，漫步于密林深处，1000个姿态各异的“佛”字，成就了一条横跨千年、深埋礼佛朝圣者虔诚足迹的“千佛岩”古道。

　　这里曾是我国佛教禅宗派的重点丛林。《大洪山志》记载：“洪山之为道场，自唐慈忍始。”

　　唐朝宝历二年 (公元826年)，禅宗祖师慧能的第三代弟子善信和尚，自五台山云游至大洪山，时值大旱，他表示愿意舍身代牲祈雨，解除了旱灾。山主张武陵慨然捐出自己的山林，为善信和尚修建了庙宇。善信坐化之前，记着兑现诺言，毅然割下自己的双足，留镇山门，是为“佛足”。唐文宗很感动，赐“慈忍大师”的法号，御书院额“幽济”。自此，大洪山便名扬四方，香火逐年旺盛。

　　北宋时期，善洪和尚历时13年，克服千难万险，赴天竺国取经，成为史上西天取经第二人。回到京都后，他受到宋真宗皇帝赵恒亲自召见，并赐紫衣银绢。北宋中后期，是大洪山佛教最鼎盛的时期。特别是报恩禅师曾到东京法云寺做住持，将佛法远播日本，是日本曹洞宗的鼻祖。报恩禅师在大洪山不仅建造广大殿堂，全面更新法则，并且圆寂于大洪山。

　　明朝时，大洪山上下寺院的香火再次鼎盛，修行的僧众逾千人。当时，民间盛传“佛教朝洪山、道教拜武当”的顺口溜。大洪山佛教最鼎盛时建有寺庙26处，僧众多达数千人，形成“三步一庙，四步一庵”的佛教丛林盛况。

　　大洪山作为佛教名山，不仅仅只是留在志文里，众多文物见证了其兴废史。

　　2009年9月，大洪山慈恩寺重建工程启动。在清基过程中，在遗址上发掘文物300余件，主要是古寺院的建筑构件和碑刻，包括柱础、瓦当、古陶砖和圣旨碑刻，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部分国内罕见，是大洪山佛教文化的有力佐证。

　　记者在大洪山文化馆文物陈列室看到了一块唐朝三级莲花柱础。据清华大学古建研究所所长王贵祥教授介绍，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三级莲花柱础，属国宝级文物。我国在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时代，只有皇室寺院或具备皇室寺院级别的寺院才会用此图案雕饰柱础。由此可见，大洪山早在唐朝就已经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了。

　　另一块为宋“海石榴花”柱础，直径达六七十厘米，当时大殿柱子有这么粗，可以想见大殿有多大，多雄伟。这个柱础虽整体残缺，但代表着宋室建筑的最高级别，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宋代洪山禅寺是名僧住持的十方禅院、香火非常旺盛等记载。

　　大量的碑记文物彰显着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面，历史的沿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佛教兴废史。明万历年间，思宗皇帝赐“楚山望刹”匾额，字迹十分清晰，是大洪山佛教几度兴衰的缩影。在洪山寺旁，竖立着斑驳陆离的“洪山寺塔及碑刻”，诉说着大洪山作为著名佛教丛林的苍桑。清代道光年，为维护进香秩序，竟然刻圣旨碑，颁布诸如不得半夜叩门进香、不得随身携带刀具进香等“五条禁令”，可见当时寺庙的繁盛。

　　文物是浓缩的历史，从大洪山宝珠峰顶发掘的众多文物，充分诠释了大洪山佛教文化的地位和名望，不愧是影响了中国佛教达1000多年的曹洞宗发源地。

　　“我发心修建慈恩寺，重建随州大洪山道场，一定要把它修好，让大家善根增长、福德增长，早成佛道。”2009年，受湖北省方面的礼请，当代佛门泰斗本焕长老发大愿重建随州大洪山佛寺，取名为“慈恩寺”。

　　重建慈恩寺，源于时任省长的李鸿忠的一次大洪山之行。他给大洪山的定位是，建设 “佛教名山、养生天堂”，为大洪山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大洪山拉开了 “佛教名山”建设的大幕。

　　名山有名寺，名寺配名和尚。大洪山风景区遍寻高僧，最终将目光锁定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他年轻有为，是佛门泰斗本焕长老的衣钵传人。几年来，在印顺大和尚的影响下，数十位中国佛教界的大德高僧踏步大洪山，逐步确立了大洪山属中国佛教曹洞宗派祖庭的地位。

　　“今天的建筑，明天的文物。”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刘泽富的理念十分超前。按照他的说法，要么不建，要建就必须是“传世杰作，不可复制”。

　　整个建筑由王贵祥担纲设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则挑起了金顶的设计重任。慈恩寺整体风格体现大唐风韵，总占地4.7公顷，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