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羊下崽摆酒，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基层名目繁多、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近年来愈演愈烈，不仅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而且败坏社会风气。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通过乡规民约等方式整治各种“人情债”。(《工人日报》11月5日)

　　随着时代进步，基层“红白喜事”酒宴也逐渐“与时俱进”了。名目越来越多，出狱要办“冲喜”酒，家里母猪下崽也要摆一桌;排场越来越大，你摆50桌，我就摆80桌，胜你一筹;“行情”越来越高，一两百甚普通，三五百很正常，千儿八百不罕见。“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为了收回送出去的“随礼”，即便没有正常的借口，甚至“借”别人家的老人当自己的亲人来“做寿”。有喜事大办，没有喜事“创造”喜事也要办，人情往来已然陷入“敛财”的恶性循环。

　　人情往来沦为“敛财”，让民众背负沉重的“人情债”。“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某国家级贫困县村民的话语，透出对人情往来变味异化的无奈。更有甚者，“挪用”购买化肥农资的款项来投入“人情往来”，甚至有贷款送礼的反常现象发生。在“随大流”舆论的裹挟中，个体显然没有能力与之抗衡，随波逐流也是一种无奈。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是个“关系社会”，注重人情往来。这本无可厚非。在传统社会中，人情往来充当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村社共同体成员之间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随着人口流动以及人际交往方式逐渐多元化，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人情纽带逐渐松动，与之相伴随的人情往来的守望相助的功能也逐渐弱化，更因商业主义等多元价值思潮侵蚀而异化。本来正常的人情往来，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沉重的“人情债”。

　　爱面子、讲关系是国人的明显特点。不论是正常的人情往来，还是变异的人情债，无疑都是关系网的一部分。对于处在关系网中的个体节点来讲，别人有“喜事”去随礼不仅是面子问题，更可为日后找人托关系办事打下感情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情债”也是关系社会中维持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工具，只不过这工具过于沉重，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重轭。然而，正常的人情往来被沉重的人情债所吞噬，在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影响下，送出去的就要想着办法收回来。于是，一方面“随礼”时不惜一切，甚至借钱随礼，另一方面，“收回”时，没有喜事“创造”喜事也要摆酒宴，因此母猪下崽、“借”老人做寿以收礼等事情就“理所当然”发生了。

　　正常人情往来是人际关系润滑剂，乡村人情往来无疑也是村民自治的一个非正式组成部分。人情往来沦为沉重的人情枷锁，不仅会拖垮本就日渐疏松的村社共同体感情维系，更因纯粹交换原则的侵蚀而使得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分崩离析。看似红火的“人情往来”背后，潜藏着基层自治的危机。当传统守望相助的村社情感纽带被冷冰冰的市场交换原则所侵入，已然扭曲变形的人情往来染上了恶俗的铜臭味，传统社会所剩不多的人情孑遗也就烟消云散了。时代进步固然可喜，但不知不觉间对传统的遗弃，实在令人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