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敌我友，是统一战线的战略，是为了提高政治赢面的效率。敌我友，经常是客观存在的。对敌我友给予界定并适时予以更新，有利于集中资源取得最大的成效。

　　界定敌我友的标准，无疑还是取决己方利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年代，我方利益无非三条：意识形态、生存安全和发展。在争取中国独立的事业中，在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建设阶段，我党努力分清国内外的敌我友，认真辨别人群中的左中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直至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利益定位还相对简单：意识形态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安全上的本土防御，经济发展的计划纯洁。经过新中国发展的前30年，我们发现之前的利益定位过于简单。如，不恰当地将市场经济归结为资本主义，实质是放弃经济发展的一个天然杠杆。这时我们认识到，过去的意识形态过于偏激。

　　启动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的国家利益拓展有了广泛延伸，人们对利益的认识也大为深化，于是逐渐对利益分层。就“核心利益”而言，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因此，这六项核心利益一方面相互关联，互为促进;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不同的利益互为牵制。如何平衡不同的核心利益，则需要体制建设、机构协调，甚至利益折冲，这恰恰为通过利益标准来划分敌我友带来重大不易。

　　譬如，在敌我友中，美国归为何处?由于美国坚持对台售武，以武力威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因此，在“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这四项排列最前的我国核心利益上，美国的敌性地位十分清楚。但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项核心利益上，美国对华经济合作在过去30年的表现即使无法将其归入“我”类，怎么也属“友”类，至少不算“敌”类。日本同我国的关系大致类似。在涉及我国主权问题上，日本同我国存在竞争甚至敌对，但在经贸领域，东京仍是我国的主要合作伙伴。

　　尽管敌我友在客观上仍存在，但鉴于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的扩大和细分，要在所有的核心利益领域都能定义出一个敌国，已不太现实。在更多的实践中，敌我友往往是通过问题来厘定的。如果一定要在什么领域定义敌友，恐怕还得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尽管中国表示愿意尊重他国人民选择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有些国家仍然以救世主自居，对我国十分挑剔。无论是出于价值观还是现实利益，它们都不愿接受中国的崛起。

　　但这又如何?即使它们将中国列入异类，它们还是愿意在全球化体系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平博弈，并在这样的竞合中眼看着中国快速崛起。即便是美国，它尚未将我国列为敌国，而仍是一手牵制甚至遏制我国，另一手继续扩大两国之间愈益深厚的交流合作。

　　这种将利益分类、并将敌我友的性质按利益与问题进行分类的做法，更适合当代国际社会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