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一位贫困应届毕业生在学校盗窃被抓获，检察机关依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举办听证后，决定不对其提起公诉。此举体现了在法治轨道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说明法治精神也具有人性化的一面。

　　处理这起案例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在于尊重法律，自始至终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包括检察机关依法召开听证会，在获得听证员同意之后才做出不予公诉的决定，从而保证了法律行为从实体到程序方面都合法有效。其次在于符合道义。这名毕业生确实情况特殊，包括家境贫困但在校表现良好，被人追债情况紧迫，犯罪情节轻微获得受害人谅解，并且还面临毕业就业的紧要当口。

　　法治社会一切都应该依法行事，但法治精神未必就是刻板僵化的代名词，它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往往兼顾灵活性，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对于法治的灵活性、对于自由裁量权，在不同的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那里，最终性质可能大相径庭。是重判还是轻罚，不可避免会存在主观认知和判断的差异。甚至某些人还会把法律赋予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变成为公器私用的手段，变成为个人寻租牟利的工具。所以，执法者、司法者不但要具备精准理解法律专业能力，还要具备人性化的人文情怀。

　　就广州的这起案件来说，涉案毕业生的犯罪事实非常清楚。如果检察机关据此公诉，在法律上并无不妥。但在道义上，承受若干时间的牢狱之灾，然后背负一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必定十分不利于他今后的人生，甚至有可能改变他的命运。既然法律预留了救济的渠道，依法免予起诉就是既不违背法治、也符合道义的善治。

　　法律体系缜实严密，但社会生活千差万别。对于像这位涉案贫困生的社会弱势群体，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悯怀。就事论事，他确实是盗窃了，然而他的盗窃之举并非孤立事件。在他盗窃的背后，可能还隐含着许多人生的艰辛，以及让人不忍卒睹的真相。如果政府部门和社会都负起责任来，去帮助这些处于困境中的群体，那何尝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大善。

　　确实，对一些社会群体而言，仅有依法治理、甚至仅靠重典治乱是远远不够的。近日媒体报道，一些年轻人仅仅为了一两万元的现金，就自愿出售自己的肾脏。面对他们这种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理解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面临拷问。我们应该主张依法严厉打击，然后就心安理得吗?还是激烈地谴责批判，或者嗤之以鼻地奚落?当同处这个社会的一些成员，他们陷于那样的处境，面临那样的人生遭遇，做出了那么决绝的选择，光有法律制裁和道德批判是不够的，他们还应该得到更具人性化的对待。

　　如果沿着这些违法行为往前追溯，往往能够发现社会机制的诸多缺陷。有些人可能成长于残缺的家庭，有些人可能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在他们面临生活困难的时候，可能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帮助。甚至宁可卖肾也不愿意劳动，这种好逸恶劳性格的养成，这种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漠然处之，在他们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社会其实也难辞其咎。

　　这些社会案件，其背后所具有的复杂性，甚至超出了法律条文所能调节和适用的范畴。对于这些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特别需要人性化的目光和方式，去认识、理解、对待他们。这与法治精神并不矛盾，并且能为法治精神注入更多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