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
时间:2014-05-07
作者:newsman
来源:网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1914年5月7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若健在,今年刚好满百岁。很可惜,王先生1989年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至今已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学术史上,毫无疑问,书比人长寿。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而好书的魅力,则很可能穿越时空,被后人永远记忆。日后的读者,与作者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可以更真切、也更超越地看待这些著作。因此,人走得越远,书的大致轮廓以及学术价值,将呈现得越清晰。

  王瑶先生去世,众弟子与友人同心合力,先后刊行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和八卷本的《王瑶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将王先生存世的学术著作、散文随笔、来往书信,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等,基本上全部收入。此外,还先后刊行若干王先生生前编订或主持的著作,如《润华集》、《中国文学纵横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无论看人还是看事,站得远有站得远的好处,就像唐人王维《山水论》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不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大势”,借此判断是否“特立独行”或“气韵生动”。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

  只是这么一来,标尺必定越定越高,评价也将日渐严苛。而我以为,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记得在编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时,王先生再三强调,我们是在做历史研究,不是写表扬信,也不是撰墓志铭。那书的作者大都是研究对象的弟子或徒孙,很难避免为尊者讳的积习,因此王先生特别警惕这一点。可惜的是,王先生过早去世,没能耳提面命,故最终成书时,评价尺度还是偏宽。其实,几乎所有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方面的著述,都有这个问题——尤以弟子或友人所撰者为甚。

  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对于文人或学者来说,去世二十年是个关键,或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及;或闯过了这一关,日后不断被记忆。

  因为,当初那些直接接触你的人逐渐老去,不太可能再为你呼风唤雨;而年轻一辈只能通过书本或档案来了解,很难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这学期我在北大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学生们听了很激动,说没想到师长们的学问是这么做的。可我很清醒,感动是一时的,有些细微的感觉无法传递,更不要说承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王瑶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

  最近这些年,我参加了好多学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感动之余,常常想,为什么是“学者百年”,而不是“百年学者”呢?真希望我们能将此类纪念活动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

【责任编辑: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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