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笔者偶尔看到一位网民在帖子里抱怨说：所在小区比较高档，业主多为中产阶层，但有些人却随地吐痰、胡乱停车，素质不是太高。窃以为，类似现象在中国不是少数。中国的中产阶层只能说是“伪中产”。

　　中产阶层是个舶来词。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社会可按贫富差别将公民划分极富、极贫、中产阶层三类。其中，中产阶层财产适度，生活良好，富有节制和中庸的美德，在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都不会走极端，因此“由属于中产阶层的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是最好的政治社会”。中国古代没有中产阶层这一词汇，但也有类似表述，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不难看出，中产阶层既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政治以及道德文化概念。近代以来的各国实践也表明，中产阶层的确是纾解贫富对立的“缓冲场”和稳定政治秩序的“平衡器”，也是国家道德水准和文化素养的最大公约数。因此，许多国家不遗余力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培育中产阶层道德文化，努力使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成“橄榄型”。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中国的中产阶层群体不断扩大。根据安联集团第四版《全球财富报告》，按0.49-2.92万欧元年收入区间估算，2012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已达4亿左右。这值得欢迎，它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由过去的“扁平化”结构，亦即各阶层经济上的平等(实际上是“共同贫穷”)，逐渐向“橄榄型”结构演变，进而缓解社会上的暴戾之气，助力中国朝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方向迈进。

　　然而，中国中产阶层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上述作用，尚有待观察。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主要是一个基于财产收入多少划分形成的经济概念，尚不具有政治以及道德文化的属性和自觉。相反，他们更关心如何获取更多财富，追求更多的奢侈品牌，进行更多的娱乐休闲，因而成为理性十足的“经济人”。

　　西方舆论对此一目了然，认为如果中国中产阶层继续发展，突破“经济人”屏障，最终会帮助中国超越西方。美国副总统拜登上月撰文称，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两个贸易协定，将把全球近2/3的经济联合在一起进行自由公平地竞争与合作，认为这是使“美国中产阶层变强的贸易，既是好政策，也是好政治”。但两大协定故意将中国排除在外。

　　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中产阶层绝非兴趣索然。它们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中产阶层对西方奢侈品牌的喜好上，或进行市场调查，或制定营销策略，目的不仅在于要借助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获取经济利益，还在于塑造一个日益“伪中产化”的中国，使之不能与西方文明展开更大规模的竞争。

　　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伪中产化”，既是中国的不幸，也是西方的一个陷阱。要扭转这一趋势，既需要中国精心研究和专门制定培育中产阶层经济、政治以及道德文化属性的国家战略，也需要中产阶层尽快实现自己的自信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