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放假安排近期公布，大年三十的假期取消，引发网上和媒体上的不满。有人从文化上论证，大年三十才是过年最重要的日子，除夕全家团圆具有高度的文化和精神意义。有些人从操作层面上提出，年三十不放假就会让当天上班的人来不及回家，也使这一工作日没有效率，在实际操作上没有价值。

　　这件事有某种讽刺意味：年三十放假正是2007年假日改革的成果，此前年三十一直是工作日。年三十放假当时是不少民俗学家和公众呼吁的结果。如2007年2月5日《杭州日报》以《年三十能“名正言顺”地放假吗?》一文呼吁年三十放假，副标题是：“政协委员已准备建言两会，不能再让除夕成为‘黑假期”了”，措辞表达都相当强烈。那几年类似报道屡见不鲜，提出的理由和今天别无二致。几年的呼吁促成年三十放假新规的出台。但近年舆论却渐渐转向。不少人认为，年三十不少单位已形同放假，作为正式假期，反而要早一天上班，无法充分感受亲情和节日的快乐，因而又呼吁年三十无需放假。但今年调整又引发强烈反弹。年三十是否放假变成无解难局。放不放假都会招来批评，改过来改回去都有意见。

　　由此可见，倾听民意、顺应民意远非易事。一方面民意本身就有分歧，如家里团聚方便的，就觉得年三十放不放假无所谓，不如后面延一天实惠。在外地工作要回家团聚的人就需要年三十放假。各有各的理由和诉求，求得大家都满意其实相当有难度。另一方面，利益受损或要求未得到回应的人会强烈表达不满，而满意的人往往并不发言。因此我们会感到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向这一方面说的。但顺应这部分民意做了调整，另一部分原本满意的人感到利益受损发表意见，而现在满意的又不发言了，于是看起来舆论又倒向另一面。如何把握民意如流水般的转换，求得“最大公约数”是最难的问题。

　　在假期调整中，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情况一直存在。如取消五一长假，转化成分散的几个传统节日的假期，也饱受批评。批评者都说原有政策安排没有考虑民意，但民意的复杂性正是其中的压力所在。当然增加假期会得到更多人支持，但也会有假期过多使生产工作受到影响的忧虑。

　　这些难以平衡的复杂性，要求公共政策展开时注意两个方面：一有共识性，在转换之前求得最大公约数。如2007年假日改革由于呼吁多时，形成了相对共识，争议就较小。但这一次批评刚出来就迅速调整，反而没有考虑达成更多的共识，因此批评就较多。如何在形成政策前达成相对共识，其实是关系到普通人生活的公共政策调整最重要的方面。二有前瞻性，对政策出台后的反应和质疑有充分准备。对问题做充分考虑，把调整的困难和矛盾想得更充分，而不是看到网上的声音就觉得是从善如流。有时问题就出在对民意的把握出现偏差，以为是多数民意，到时候发现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