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因一果，还是多因一果

　　沉寂多时的“复旦投毒案”近日开庭审理，庭审后，有关林森浩作案动机的说法有好几种，但没有一种被公众广泛接受。警方的“琐事说”被林森浩所否认，而林森浩自述的“愚人节整人说”则无法被公众所接受。而林森浩的同学认为林与被害人黄洋之间没有大的矛盾，没有什么事情严重到要投毒取命。

　　这里是否存在着一个思维误区，即以为事情的起因和结果之间，只能是一对一的关系。有时，单一的起因就可以导致一个结果;但更多的时候，恐怕要许多原因共同起作用，才能导致一个结果。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相关人员提到的各种因素，都对案件的发生起这样和那样的作用?综合各种报道来看，人们在各种蛛丝马迹中寻找投毒动机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当事人的道德感。

　　(二)道德感醒来晚了

　　这里用“道德感”而不用“道德”这个词，是想强调，只有当道德植入人的内心，从一个外在于内心的社会标准转化为一个人的自觉意识，道德才会对人的行为发挥警告、制约或鼓励作用。

　　林森浩性格有内向且自卑的一面，因此他所经历的某些人生挫折，包括追求“班花”而遭拒绝，不像性格开朗者那样容易化解或忽略失败感，相反，失败、受挫的经历容易在他内心积淀成为一种压力，一种怨恨，一种负能量;负能量积累多了就需要释放。当他和黄洋共居一室，黄洋就成为释放负能量的对象。两个不投缘的人，容易因为买水等琐事而心存芥蒂;内心的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转化为行为。黄洋对别的同学开玩笑说愚人节时他要整人，林森浩“心里想着那我也来整你一下吧。”说的人开玩笑，听的人恶向胆边生，可见林森浩被他的阴暗心理所控制了。从起意整人(黄洋)到实施投毒的整个过程中，林森浩的道德感至少是沉睡着的，没有出来阻止林的行为。

　　林森浩在庭审最后陈述中说：“我在看守所几个月，一直尝试在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的行为导致我的同学黄洋死亡，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打击，我也对不起父母近30年的养育之恩，愿意接受法院所判的任何处罚。”看来他已经准备接受某种结果。他的道德感被黄洋的死亡惊醒，但为时已晚。

　　了解林森浩的同学说他有多面人格。网上有一张漫画，称其为“白衣天使”和“投毒恶魔”。其实，红尘中没有纯而又纯的天使，现实中的人性从来都是善恶并存，很多人都具有多重或双重人格，单一人格的人大概不多;区别是内心有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在提醒、制约你逾越底线，阻止你走上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三)道德感从哪里来

　　林森浩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业十分优异。被毒死的黄洋，也是硕士研究生，也是公认的优秀学子。有人因此质疑复旦的教育。该校宣传部副部长方明说：“我们也很痛心。我们不能说复旦的教育就是尽善尽美，中国的教育也并不是尽善尽美。”

　　虽然这是一个正确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回应，但这个时候作为官方发言人，方明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不妨听听另一位复旦人怎么说。

　　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日前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为葛教授的观点提供了最新注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据悉涉案金额达数亿元。在高校高度行政化的体制下，权力不透明与校外环境没有区别。与此类似的高校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完全取决于科研项目本身的需要和相关人员的科研能力，是看申请人的权力背景。这样一个环境，课堂上的道德教育还会有多少作用?

　　同样，一个社会想要有道德感，想要让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道德感，社会管理者首先要讲道德，管理制度和行为本身就应该遵循道德准则，否则，道德教育只能沦为道德说教，沦为伪道德。道德说教不可能贴近人心，贴近人性，因此无法内化为人的道德感。当人群中某一个人在某个时刻需要道德感起作用而道德感缺席时，悲剧就发生了。悲剧的多寡、程度，与道德感缺失的范围大小等成正比。教师性侵女生、幼师虐童事件接连曝光，应该认真对待相关人群道德感缺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