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据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原则上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专家认为，类似张曙光等官员竞选院士的现象将因此受到限制。

　　客观地看，此次院士增选的“变化亮点”，恰是针对那些广受诟病的社会顽疾，无疑契合公众期待。特别是，“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给社会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院士增选去行政化迈出关键一步。而在过去，院士增选不时显露出“媚官傍权”的标签化脸谱。

　　在“官本位”活色生香的语境下，哪怕有绝大多数的院士成为“院仕”，也不足为奇。因为当学术不能归学术，行政不能归行政，二者的位置交错重叠、混淆不清时，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评选难免也会为权力所染指，这无疑是学术界的一种悲哀。此次院士增选，将处级以上官员拒之门外，自然成为学术去行政化的风向标。

　　问题是，除院士行政化外，院士管理制度过于僵化也一直饱受社会诟病。尤其是，院士承载太多的隐形资源和利益纠葛，加之没有退出机制，使院士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等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最典型的例子是，“烟草院士”谢剑平“该辞退却辞不掉”，相反，“八旬院士”沈国舫“想退休却退不了”。因此，学者建议，中国院士制度改革，既要把附着在院士身份上的权力与利益剥离，还其学术荣誉的本来面目，又要改变院士管理制度过于僵化的现状，才能避免出现“政府高官与企业高管削尖脑袋争当院士”等不良现象。

　　因此，笔者认为，院士增选和管理，既要“破”还要“立”。即破除院士行政化、终身化和功利化，建立科学的院士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只有这样，两院才能真正成为纯粹的、权威的学术机构，院士才能真正成为学术界的精英，而不是从事行政事务甚至抢占科研经费和各种社会特殊资源的“院仕”，才能实现院士“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优化人才队伍梯队布局，使那些长期从事科研且成果丰硕的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使中国科技事业永葆活力，不断进步。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