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那么，以什么身份当选院士、当选者年龄多大、当选者退不退休，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1月1日启动，这是自去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两院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据工程院人士介绍，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增选院士新规有一些进步之处。像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选，如果落实，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张曙光参选院士的情况；而对院士实行学部之外的全体院士“终选”、取消部门遴选，也可避免“烟草院士”这样的丑闻。但是，新规并没触及院士利益化这个实质性问题，因此进步有限。

　　院士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但在我国则被附加了诸多利益，包括当选了就不退休，不但享有经济待遇，还拥有学术特权，在重大课题申报、重要学术评审中有高人一等的话语权。因此，当选院士就不仅是个人荣誉，还牵涉到切身利益，甚至是院士所在机构的利益。在院士头衔利益化的驱动下，出现了增选时的“跑要”现象、行政领导掌控学术权参选院士等问题，遭到舆论广泛质疑。

　　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的利益，目前存在于院士增选中的问题就很难清除，比如，取消部门遴选貌似将院士评选与部门脱钩，但既然当选院士还是本人和单位的利益，“跑要”现象怎会自动停止；而处级以上干部不参选只是“原则上”，并非一刀切，该规定是否适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仍不确定。

　　如果能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那么，院士以什么身份当选、年龄多大、退不退休都不成问题，因为当选者只有学术荣誉，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也没有学术特权为自己或团队谋利。

　　而若要剥离学术头衔的学术利益，则要整体推进我国学术管理和评价去行政化。正是由于对学术实行行政管理、评价，导致在科研课题、项目申请、成果评价中，看重申请者的头衔和职位，才导致大家拼命争取获得某个头衔。从院士到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我国学者被“学术头衔”分为三六九等。这种局面不利于学术的自由、平等竞争，也难培育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

　　学术行政化和学术头衔利益化，是我国提高学术质量、建立良好学术风气的最大障碍，需要通过改革破除。这要求高校、科研机构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切实建立学术同行评价体系。如此，学术评价才能回归学术本位，院士等学术头衔也才摆脱行政与利益的纠缠，回归头衔、荣誉。(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