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月来，每天早上5点天刚蒙蒙亮，一个略有些驼背的身影便会出现在中山公园内。他叫曹福生，在公园跑步打拳一套下来已是10点左右。本该在老家务农的他跑到市内锻炼，只有一个目的——把自己健康的肝脏移植给儿子，救他的命。

　　然而曹福生不知道，一封联名信由老家黄陂前川街平湖村寄到了武汉市委。信中表达了全村人的希望：救救这位割肝救子的好父亲。昨日，在协和医院综合楼肝病科病房内，看着村里人的联名信，56岁的曹福生红了眼眶。

　　一封联名信：

　　替好人寻求帮助

　　“我们村里的全体乡亲们，得知曹福生要‘割肝救子’后，都非常同情，大家50、100元的捐款远不能解决问题，在万般无奈下写信，寻求帮助……”

　　近日，一封6页长信寄到了武汉市委。信中讲述了该村村民曹福生，在承受大儿子患绝症早逝的悲痛之后，又面临小儿子肝硬化重症，需要进行肝脏移植的困境，接连的打击让这个务农的家庭陷入绝望，身为父亲的他毅然决定割肝救子，然而30多万元的治疗费却像一座翻不过的大山。纵然有不少好心人的帮助，离手术费用仍差得很远。

　　昨日，记者在协和医院病房内见到了曹福生。当他拿到这封联名信时，激动地看了几遍。他说，为了陪儿子治疗，他来武汉有半个月了，家里的情况他不知道，万没想到乡亲们会联名写信求助。　　苦难家庭：

　　大儿子离世小儿子患病

　　放下信，他望了眼旁边病床上的吊瓶，24岁的儿子曹羿正在输液。“可怜，一家人早上吃馒头，中午吃稀饭”，临床的一位病友说。病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块掰了小半的馒头，“早上没吃完，留着中午吃”，曹福生笑着说。

　　“曹羿有个大三岁的哥哥，叫曹强”，曹福生说，在读高一的时候突然说身体不舒服，带到黄陂区人民医院看后说是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当年9月份他带着曹强回家，没到三个月孩子就走了。

　　那段时间曹福生的精神状态很差，经常走错路，“村里人都劝我，还有小儿子，我慢慢才平复”，曹福生说。

　　为挽救这个家庭，高中毕业的曹羿放弃求学外出打工。2009年，他来到武汉一家外贸公司做学徒，每月200元的工资只为学些技能养家，他一干就是两年。随后前往上海。谁知在上海工作不久，他突然觉得肚子不适，回武汉检查竟是重度肝硬化。

　　在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正在耕地的曹福生放下手中的活，慢慢走回家里，在堂屋里呆坐了好几个小时。

　　自强老兵：

　　希望你们救救他

　　联名信中这样写道：“曹福生1976年入伍，在部队入党，并荣获过三等功，1980年复员到地方务农，1985年结婚后以种田为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活清苦”。

　　曹福生说，家里仅有一块两亩的田地，一年种两季水稻，收入不足千元。一家6口人的吃穿用度加上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下来不找别人借钱就很好了”。“曹强生病治疗时借的10万元还没有还上。小儿子生病后，前期的肝硬化手术已向乡亲借了十万元，现在移植手术费用，就算想借，乡亲们恐怕也是有心无力了。”

　　曹羿说，自己生病后，曾想过将自己的遭遇告诉更多人，希望得到好心人的帮助。“这个想法一开始父亲是反对的”。“父亲退伍时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三等功以及特等射手。”谈到父亲，曹羿骄傲地说。但曹福生在退伍时，放弃了组织上安排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家务农。

　　曹福生说，自己不喜欢麻烦别人。但为了救儿子，这位老兵对记者道出了难以启齿的请求：希望你们救救他。

　　好父亲：

　　为儿子抓牢最后的希望

　　现在，曹福生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附近的中山公园，绕公园跑步，累了坐着休息下，然后打擒敌拳、太极拳。他说，前不久和孩子配型成功，准备将自己50%的肝脏移植给他。“检查虽然合格，但是有轻微的脂肪肝，我现在得赶紧锻炼，不然以后会增加手术风险”。

　　谈到手术费用，曹羿说要感谢的人太多，“他们救了我的命”：今年国庆，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送来两万元；武汉秦汉书院送来十多万元；一个名叫盖尼的意大利友人也捐助了1万元；“成都树德中学的孩子们捐来了1145元，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十分贫困”。

　　说到这，曹羿皱了皱眉头：“医生说父亲的年龄太大，如果肝脏移植成功后，可能再也干不了活了”，听到这话，曹福生摇了摇头。他说，手术费自己弄不来，锻炼是唯一能帮助孩子的事。“我一定会坚持锻炼，抓牢最后的希望”。

　　广大读者朋友，如果您愿意出资帮助这位坚强的父亲，请您拨打晨报新闻热线85777777，我们将把您的心愿第一时间带给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