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标新立异的姓名，成为孩子落户办理中的一道新难题。一些公安人员依据婚姻法“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拒绝第三姓落户;而有的父母则根据民法通则，认为公民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导致姓名权相关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这一现实困境有望突破——27日，关于“姓名权”的立法解释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这一草案，子女可以有条件地选取父姓和母姓之外的姓氏。(10月28日《新快报》)

　　●必须是可以的。我曾遇到一个咨询，一朋友生了小孩，想跟爷爷姓，因为他当年是随母姓的。现行法律是不允许小孩随爷爷姓的，如果改了，就达成他的需求了。

　　——常蕾

　　●非常同意!!!孩子拥有姓名权，长大了想姓什么姓什么，可以选择逃离父权社会的压抑。

　　——庭萱草

　　●婚姻法果然是新中国最先进的法律。坐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来喷。

　　——裘紫衣

　　●看个人的了，反正我的孩子跟我姓，别人的孩子跟谁姓是别人的自由。不过以后跟后生仔说话就算知道他的姓名，你还是得问一下：你爸姓啥?

　　——蔡兴旺

　　●这是个奇葩的话题。

　　——李工

　　●问题来了：出生婴儿不都是“他人”给起的名字吗?难道父母们都犯了法?此后在中国出生的婴儿，一律叫中国娃吧，等长大了自己起名吧!

　　——孙嘉怡

　　赞成

　　理应全面尊重姓名权

　　这无疑一个既能充分体现对公民姓名权的尊重，同时又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法律解释。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许多“选取父母姓外其他姓氏”的正当合理情形，如“因回复祖姓”、“由他人抚养”等。而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已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但在现实的姓名登记管理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事实上仍对公民“取姓改名”，存在各种限制，并由此引发不少“姓名”官司。

　　事实上，无论是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民法通则》，《婚姻法》的“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还是按照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法治原则，作为一项公民个人私权利的姓名权，其实都理应得到充分尊重，而不必由公权力多加干涉。既然公民“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那么，公民当然就理应享有选取“其他姓氏”的自由，不容任何他人干涉限制，而另一方面，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公职部门限制公民选取“其他姓氏”，相关行政机关显然也无权限制公民的这种自由。

　　当然，在强调尊重姓名权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任何公民权利和自由也并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边界限制的，姓名权同样也不例外。这种限制，主要应该体现在，一方面，在形式上，公民的姓名权，不应该妨碍基本的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比如，公民在自由“取姓命名”时，不应违反通用语言文字法，选取非通用、不规范的语言文字，甚至是生造他人根本无法辨识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在实体上，公民的姓名权，同样也不应损害基本的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如在“取姓命名”时选取极不雅驯的恶俗字词。

　　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选取其他姓氏”的姓名权的法律解释，更加简便理想的做法，实际上不一定非得以“正当理由”为前提，并一一列举各种具体的正当理由，只需从反面开列出相应的“负面清单”——“非正当理由”即可，也即，只要公民的“取姓命名”不存在“不尊重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那么其姓名权便是完全自由、自主的。张贵峰

　　彰显立法人性化

　　就如媒体所报道的，《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针对姓名权的规定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后者所指的姓名权范围明显要小于前者。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针对姓名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也不同，公安、法院等部门甚至民众则容易对上述法律规定产生理解或执行的分歧。显然，立法部门准备通过理顺法律，进一步明确公民的姓名权。这种法律调整属于科学立法的范畴，顺应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的姓名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一些公民有了更多的姓名需求，而有些姓名需求超出了我们传统的姓名观念，超出了有关部门的传统确权范围，以至于公民的部分姓名需求得不到理解和满足——比如，前两年，笔者的一个朋友给其女儿取了夫妻双方共同的姓氏作复姓，姓名共4个字，到派出所登记时，登记人员就不愿给登记，后来他找了熟人才办理了登记。立法部门明确了公民的姓名自由权，法律也因此更具人性化。既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符合主流姓名价值观，又可以兼顾少数人的特殊姓名需求，既延续了传统的一面，又展现了开明的一面。李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