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东方早报》今天报道，上海近日发出了“绿色广场舞”倡议，号召广场舞爱好者在跳舞时“文明多一点、礼让多一点、休息早一点、声音轻一点”，这与近几年已经屡见不鲜用暴力阻止广场舞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久前，长春某居民小区物业公司以安装地锁的方式阻止很多大妈跳广场舞，从在网上流传甚广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密布的地锁不仅赶走了大妈，更让原本供居民休闲使用的空地成为障碍林立的“雷区”。几年来，人们见惯了各种对抗广场舞的暴力手段，诸如泼粪、枪击、狗咬、高音炮……现在，又出现了地锁。

　　这样一块怪异的场地存在，普通居民与广场舞大妈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凸显。可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呢?“绿色广场舞”的概念可行吗?

　　记者近日在青岛举行的2014年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总决赛上采访了多位广场舞爱好者，对于广场舞目前存在的社会争议，这些爱好者几乎一致认为，缺少活动场地是导致广场舞扰民矛盾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认为，理解、尊重和包容要比暴力阻止和强硬对抗的方式更能有效地解决广场舞扰民的问题。

　　64岁的张依群来自江西萍乡，去年5月，受一位跳广场舞的老同学影响，张依群加入到广场舞大军中。

　　“在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秋收起义广场，我们都在那儿跳。”张依群表示，但随着像她这样的“新人”不断增加，萍乡的秋收起义广场已经越来越拥挤。

　　有时，张依群也会与队友找新的场地，“我们也找过居民小区附近的小广场或是空地，一定找比较偏僻一些的，以尽量不对其他居民产生干扰。”但这样的场地一是比较小，二是很难做到完全不扰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家门前天天有人在跳舞，我可能也会觉得不方便。”张依群表示，跳广场舞最好的地点还是像秋收起义广场这样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的大型公共广场，可是，这样的场地实在太少。

　　唐东平就是张依群的那位老同学，她跳广场舞已经有好几年，“怀念以前人少的时候。”唐东平表示，以前在秋收起义广场上，各支广场舞队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各自相安无事。现在，因为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也会发生场地纠纷，好在多数情况下，大家都能协商解决场地问题。

　　但在公共健身场地供需矛盾更为突出的大城市，健身群体之间爆发抢占地盘的冲突已经不是偶然现象。

　　今年8月28日，上海媒体就爆出，上海鲁迅公园在经过一年多的闭园改造后于当天凌晨5点重新开园，公园里新辟出的一块健身场地出现了跳舞的、打拳的健身者混杂在一起的场景，为了抢占一块健身场地，大妈、大叔各不相让。一位健身者表示，如果当天不能抢占到一块地盘，以后就只能“打游击”了。

　　大妈对跳广场舞的场地要求并不高。贵州民族大学教职工民族健身操舞队领队张希媛向记者表示，不管是专门的体育场馆还是小广场、小空地，都可以成为跳广场舞的场地，“我们作为高校的广场舞队，场地条件要比小区居民好很多。毕竟，大学里找一块活动场地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大学在建设时都有规划，体育场地与学生的宿舍区、教学区肯定是有一定距离的，基本不存在扰民问题。”

　　也正是由于广场舞对场地条件的要求不高，在公共健身场地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大妈才会将目光锁定在居民小区附近甚至是小区内的空地上。

　　近几年不断爆出的广场舞扰民事件，多数都与大妈以居民小区周边和小区内的空地为活动场地有关。就像建设一所大学时会考虑到学生的宿舍区、教学区、体育活动区一样，张希媛表示，“如果城市建设规划时充分考虑到群众性公共体育场地的建设，在新建居民小区时配建社区体育场馆，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

　　但无论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场地和面对何种暴力威胁，都无法阻止大妈对广场舞的需求。这种需求实际上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老百姓健康意识提高、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的体现。北京体育大学校长、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席杨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场舞也是健身操舞的一种，健身操舞老少皆宜，对参与者基本没有运动技能的要求，开展活动时对器材、场地的要求也很低。健身操舞简单易学，又能满足老百姓的健身要求，近几年在国内的发展速度迅猛并不让人惊讶。

　　说到自己跳广场舞一年多来的体会，张依群喜笑颜开，“我之前有高血压、心脏病，身体状况比现在差太多了。”张依群还比画着做了一个下蹲动作，“就是这个动作，我一年多前都做不了。”

　　“那时感觉自己老了，不只是身体老了，连精神也老了，打打麻将就把一天打发过去了。”张依群表示，“但在跳广场舞之后，我觉得自己年轻了，身体变得更好了，血压降下来了，心脏病的症状也减轻了。你看我现在，还像是64岁吗?”

　　看着张依群一年多的变化，家里人当然对其跳广场舞举双手赞成，“你说我们这些大妈，如果不跳广场舞，聚在一起还能干嘛?打麻将，嚼舌根，那样的生活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