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

　　陈 隆

　　2010-2012年度浙江狮子会救援先锋队队长

　　许见声

　　危机干预专家

　　徐维新

　　记者

　　朱 勤

　　退休护士长

　　主持人的话

　　云南鲁甸地震，让全社会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了灾难救援上。黄金72小时内，生命救治、物资投放、基建抢修、款项下拨、信息公开这五项重大事务全面展开且运作顺畅，政府、军队与社会力量多方衔接，让中国的救灾手段和机制经受住了又一次考验。

　　面对历次无法避免的突发灾难，我们的灾难救援方式也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变化……

　　唐山大地震救援工作

　　满腔热情

　　对抗艰苦条件

　　主持人：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可能是一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如今已经退休的朱勤，当年作为医疗工作者参与了震后救援工作。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朱勤：唐山大地震时，我只是一个青年护士，还没有入党，地震发生后，大家都争着报名参加一线救援工作。我参加的是第二抗震医疗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妇产科。

　　灾区的条件非常艰苦，当地的受灾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缺乏营养，我们每天的食物只有白菜和粉条，生活用水靠水车运送，每天供应一次。病房是由芦席棚搭的，桌椅是我们捡了木头自己敲敲打打地钉起来的。记得当时有一个产妇生产时大出血，孩子救活了，这位母亲去世了，我们医疗队的医生护士都捐出自己带的食物，喂养、照料这个婴儿，直到3个月后，孩子的亲属把孩子抱回家。

　　我在唐山待了9个月。当时的通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几乎和家里没有联系。在唐山我们每天早上学习一个小时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那会儿经常发生余震，广播大喇叭里会通知大家带好贵重物品撤到安全的地方，还会提醒我们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写在纸条上，以备不测。

　　近几年的地震灾害中

　　救援组织工作

　　更成熟更高效

　　主持人：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年代，交通、通讯等各方面条件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这几年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地震，灾后救援有怎样的变化？

　　陈隆：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雅安地震，再到这次的鲁甸地震，政府的灾后救援越来越成熟。经过了几次大灾难后，救灾指挥部已经知道道路抢通是首要任务，这一点在雅安和鲁甸的地震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地震发生后，救援部队首先抢修道路，迅速打通72小时之内生命通道。尤其是这次鲁甸地震中，第一时间建立了空中生命运输通道，这也是以往所没有的。

　　徐维新：经过几次的救灾不断总结积累经验，现在我们的救援部队反应速度快，装备也精良。我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生命探测仪是较晚才进入灾区，这次鲁甸地震，生命探测仪第一时间就进去了，地震发生3小时之后，就有幸存者获救的消息传来。

　　我在鲁甸采访时了解到，在龙头山区域，第十四集团军负责总协调云南的武警、地方民兵等救援队伍，由于山体滑坡等状况，会导致部分路段无法通行，部队会通盘考量，协调各方的资源，将救援工作安排得比较周全。

　　公益团队与政府配合

　　资源互补

　　让救援工作1+1>2

　　主持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社会力量涌向灾区，带着爱心和热情，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灾后救援是个专业的事情，社会力量参与救援与政府的救援工作如何配合，以达到1+1>2的效果？

　　陈隆：早几年，在地震灾害发生后，政府和公益组织在灾后救援的节奏上不太一致。比如，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的工作重点是救人，同时，需要维持受灾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许多公益团队带了大量的物资送到灾区，他们希望这些物资可以马上送到受灾群众手里，但是，物资的登记、统筹发放需要时间，大量的物资意味着工作压力，如果物资不尽快发放出去，又可能引发舆论的压力。

　　经过这几年的几次大的自然灾害的救援，政府与公益团队之间的配合越来越好。雅安地震时，政府部门主动召集公益团队开会，了解各个团队的优势和资源，以便更好地配合。

　　主持人：作为公益组织，在地震等重大灾难发生后，我们经常会看到狮子会的身影，狮子会在救援工作中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经验与我们分享？

　　陈隆：狮子会在地震等灾害的救援中，一般会分批派出不同的梯队，第一梯队做调研；第二梯队进行灾后安置；第三梯队着力于灾后重建。调研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使得狮子会在之后的救援工作中，可以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

　　汶川地震时，狮子会捐的是流动厕所和卫生巾。当时，狮子会派出的救援人员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受灾地区收到的救灾物资中食物和饮用水都很充足，但是，灾害发生后，没有专门的厕所，受灾民众和救援团队都是就地排泄，这很容易导致疫病的发生。所以，狮子会号召全国狮友捐流动厕所。卫生巾除了给在生理期的妇女使用外，还发挥了另外一个重要用途。当时，在一线的救援官兵，由于工作强度大，腋下大量出汗，容易磨破皮肤，给救援工作带来影响，他们后来将卫生巾贴在腋下，吸收汗液的同时也保护皮肤不会磨破。

　　玉树地震是在四月，这个季节在玉树地区晚上很冷，只有零下5摄氏度，成年人还能够忍受，对于孩子来说很难熬过去。狮子会向当地的一所学校捐了3100平方米的冬季板房，组织了4个先锋队到现场，帮助搭建。我们的搭建工作包含了水泥地坪(确保板房建好后，底下不会漏风)，板房的窗户用的是双层保暖合金窗，板房上开好了取暖的烟道洞，支撑钢架都刷了3遍防锈漆。

　　雅安地震时，狮子会派出24个队员，分组进行调研，哪里缺饮用水，哪里缺帐篷，哪里缺方便面……并将这些信息汇总整理成表格。当时，很多公益组织捐了物资到灾区，不知道要往哪里送，就来找我们，根据我们表格上的信息，将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狮子会调集了价值2000万元的社会捐赠物资送到受灾民众手里。除了调研以及与其他公益组织共享调研获得的信息之外，狮子会还捐了6000个灭火器，1000台抽水机。地震震垮了水渠，农民们恢复生产需要灌溉农田，抽水机可以帮助他们。而捐灭火器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地震地区，废弃物资的堆积，很容易造成火灾，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小火灾，扑救比较困难。

　　主持人：从做调研共享信息，到捐流动厕所、灭火器，狮子会做的事情，捐赠的物资，似乎总是和其他的社会团体不一样？

　　陈隆：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会想到灾区需要食物、饮用水、棉被、帐篷等物资，政府也会调集这些物资，作为公益组织，我们要做的是配合政府，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灾难发生后，政府派出的救援部队第一时间肯定是救人，我们派出的第一支队伍是做调研，了解现场的情况和需求，将信息传回来，后方会进行统筹安排，有人负责采购物资，有人负责与相关部门对接等等，这样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灾区最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避免物资闲置和浪费。

　　灾后危机干预不能仅靠民间力量

　　主持人：汶川地震的救援队伍中，第一次有了心理咨询师们的身影。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危机干预在震后救援中的重要作用。在近几年的灾害救援中，这方面的工作状况如何？

　　许见声：坦白说，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并不是有心理学背景或者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人都可以在重大灾难后承担危机干预的工作。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了解人们面对亲人伤亡会经历哪些心理过程，学习过如何进行危机干预和哀伤辅导，如何帮助丧亲者开始发展新的生活。

　　主持人：在一些灾后危机干预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借鉴的？

　　许见声：灾难发生后的72小时内是进行心理急救最佳时间，对那些面对亲人死亡或者失踪，情绪异常激动的人进行心理干预，安抚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和社会支持系统对接。在灾后3到6个月，是心理重建的过程，帮助那些经历了灾难的人达成新的平衡，回到正常的生活工作轨道。有效的危机干预，可以减少自杀等事件的发生，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

　　在国外，我们做灾后的心理援助，不会只是去几天“打酱油”，一般都会制定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计划。在大陆我们会发现，灾后3到6个月的心理重建很少有人在做。因为这个事情成本很大。很多国家和地区会设有专门的机构——往往是政府资助，由民间机构执行——这些机构针对灾后心理援助进行专业的培训，当灾难发生，它们可以迅速地动员和召集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士，在第一时间参与到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我在上海每个月都会做关于危机干预的培训，但是关注的人很少。大家觉得这个平时用不到。人们更愿意去听关于婚姻家庭的培训。

　　总的来说，就是需要专业人员储备，专业组织整合资源，帮助受灾的民众进行心理重建。而这些事情，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是不够的。

　　灾难报道需要记者更理性更专业

　　主持人：地震发生后，赶赴灾区的除了救援队伍，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媒体记者。在灾难报道上，徐维新有怎样的切身感受？

　　徐维新：个人感觉，这几年的几次地震灾难中，媒体在报道上，速度更快，对于问题的针对性更强，传播出来的信息量也更大了。过去对于地震的报道往往是见闻式的，动不动就是“武警官兵多辛苦”。现在的报道会更客观地反映受灾地区的情况，也会有更多理性思考和分析。

　　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当地专门设立了新闻中心，每天向媒体通报最新的信息，当地政府还请了相关的专家到现场，就媒体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在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上做得很好。

　　主持人：鲁甸地震的报道中，有个别新闻引起了争议，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徐维新：个别媒体在报道时对于数据的核实存在误差。我在鲁甸采访时，看到有媒体根据之前几天水位上涨的数字推测出堰塞湖第二天就要溃坝，但事实是水位上涨的速度已放缓。

　　还有一则关于部队用浑水泡面的新闻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我专门采访了部队的相关负责人，这个事情是事实，但用的水是村子里的井水，由于地震，井水变得浑浊了。那些水在食用前也经过了必要的消毒、反复煮开等程序。我觉得，灾难报道不同于其他的新闻报道，不能随意的“博眼球”，媒体记者要表现得更专业一点。

　　结束语

　　自2008年以来相继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强震灾害考验，我们已积累了丰富的抗灾救援和危机管理经验。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呈现更成熟高效的计划动员、协调管理水平，体现出一个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如果将鲁甸地震看作是一次国家治理的升级考试，那么中国获得了一个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