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和被管理的矛盾。”一位做讲解员的村民承认，之前他们和景区基层管理人员会因此有冲突。

　　6月25日，有村民发现景区管理处出现了许多着装统一的陌生讲解员，后来得知讲解员业务被景区承包出去，而讲解员大都是外来的。村民感觉到生计受到威胁。万年村一位村民告诉北青报记者，统一着装的讲解员上岗，或许意味着这些没有证件的村民讲解员被打击。

　　在村民看来，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受影响的村民不仅是做讲解员的那部分—有村民现在开农家乐、家庭旅馆，还有村民做抬竹滑。如果村民都被景区的讲解员带着去坐缆车、到景区的“定点宾馆”，做其他营生的村民也会受影响。

　　上述万年村村民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向景区管委会等部门反映无果后，采取堵路表达诉求的方式。而堵路后表达的诉求，已然超过了讲解员问题的范围。

　　有万年村村民提供给北青报记者的诉求，包括“还给村民林权证”、“地震灾后救灾款项的去向”、“景区门票收入的20%以分红形式返还给村民”等民生问题，他们表示，村民为景区发展退耕还林，但是多年来很少收益。

　　村民上述有关景区管委会的相关说法，未能得到管委会证实。不过在万年村村民堵路表达诉求后，附近的龙门村村民也在通往清音阁景区的入口处聚集起来，他们提出的诉求与万年村的大同小异，皆包括林权证、地震救灾款、景区门票分红等。有村民称，金顶景区等高山区的村子里也有部分村民来和他们一起表达诉求，但又有村民称这些村民先后离开。“他们那边是省道，堵省道犯法，现在我们堵的是村里的路。”一位村民说。

　　村民的诉求

　　一位村民向北青报记者解释他们做出的选择：都知道这么做相当于是“炸弹”，爆炸的话，对方也受伤，村民也受伤。但原来的路还能绕过“炸弹”，现在绕不过去了，“原来还有最基本的保障，现在为了子孙后代必须站出来”。

　　对于林权证，村民的理由是，从1980年以来景区村民先后三次“退耕还林”，为景区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而景区很少惠及村民。现在“村民没了活路”，就希望原来赖以谋生的东西能归还给村民，“我们都没看到过林权证，一直都被景区管委会压着。”

　　昨天，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吴万林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村民的部分诉求有悖政策，难以解决，当地政府已派出工作组加强宣传，而扣押村民林权证是为农民好。中国的景区发林权证的很少，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这次为了事件的平和解决，已同意将林权证发给村民。对于景区村民的养老，吴万林说，主渠道还是靠家庭成员的相互抚养，“现在有很多新农保，那是他自愿参加，那是有政策的。”

　　村民对于地震救灾款的质疑，更多的是对相关部门的一种不信任。有龙门村村民告诉北青报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峨眉山景区内村民的房屋也受到影响，当时也有相关人员来给受影响房屋拍照，但事后村民并没有收到救灾款。

　　也有一位村民表示，“当时有村民问了，说没有。”上述村民说，但他们了解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县受灾情况应该差不多，那里就有救灾款。自己村里到底有没有，他们一直存疑。这次表达诉求就提了出来。

　　对于景区门票收入的20%以现金方式给村民分红，村民表示这个比例可以商量，但他们提出的依据是，之前某任市长在一次人代会上曾表示，门票收入的3%用于景区村民的民生。

　　据村民向北青报记者转述，28日下午，景区管委会相关人员和村民代表现场会议时，村民提出了分红的问题。管委会相关人员称，对村民的分红已经用于景区基础设施的改造，并举了部分村民饮水的水利设施的例子。但这种回应并未让村民满意。

　　景区和景区内村民是一种什么样的权责关系?是否有分红用于改善村民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

　　采访中北青报记者发现，对于标语上的诉求，并非每个聚集的村民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对生计的担忧却广泛存在。一位村民告诉北青报记者，多年前景区内的车辆“统一成旅游车”，一些用私家车拉乘客的村民失去这条赚钱的路子，改行去开旅游车的收入也减少;如今景区的讲解员开始“统一”，对他们又是一种打击。他们认为，现在一些人赖以生活的农家乐、家庭旅馆将来也可能会被“统一”，那时村民赚钱的途径会更少。

　　在有的导游看来，景区的这种“统一”某种方面是在规范景区发展，长久看来对村民并非坏事。但这种说法经北青报记者转述后，一位村民表示，他们也希望景区能更好发展，但“我们希望有相应的安置”。此次村民的诉求还包括，希望景区向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希望景区提供什么样的就业机会?村民的表达并不完全一致。景区目前对村民提供了多少，是否与村民对景区的支持相应?村民对生计的担忧应通过哪些渠道得到协商、解决?这些疑问与村民堵路一样，都需要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