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随后跟着她，走出一条狭窄的巷道，已经有三四位妇女站在那里。“你是记者是吧?你千万不要只听他们一家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一位皮肤黝黑、年近五旬的妇女有些激动，“你不信可以到村里随便去问一问。”

　　“那真相是怎样的呢?”记者问。几个女人相互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带着不好意思讲出口的羞涩表情，然后迅速用眼神“投票”，推出一位代表。

　　被“推出来”的妇女沉默了一下，表情严肃，带着愤怒：“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30块都没有吗?’就这样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老人都是让她给害的。”背着孩子的妇女同声附和，用手指给记者看黄延来的住处——屋子隔着村道数米，离小雨家也不过百来米远。76岁的黄延来是村里的五保老人，按照村支书的说法，“那些老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

　　这或许也是老人们被判坐牢后引起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在记者问到“你们有没有想过，那只是一个孩子”时，围在边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随即有人反驳：“知道要钱，就不是孩子了。”或许觉得不妥，又补充道：“都怪老人不懂法，没满18岁，是吧?”

　　传统又现代的村庄

　　南村在兴业县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在传统的修复方面，南村也在积极进行。进入村口，必须要钻过一座高耸的牌坊，那是村民集资兴建的，牌坊是南村的“龙门”，代表村民精神世界一角的，是“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的“富贵”和“荣华”。

　　村里曾有一座庙，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红卫兵”破四旧给拆掉了，到了90年代，村民重建后，又被政府拆了。这一次，村子里到处张贴着捐款者的名单，有人出面再次集资，计划将庙宇重建起来。

　　这个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的村庄，在面对女童被性侵这件事情上，似乎有着与外人不太一样的观念。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

　　即使是小雨的父亲庞玉强，也没有清晰的权利观念。遇到村民称“你女儿是在卖”时，他还是会一时语塞，嗫嚅一下，“他们说是卖哦，哪有30块来卖的?”他自问自答地辩驳。

　　庞玉强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紧挨着山坡，这一片就像村里的贫民区，房子老旧，还留存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低矮的泥土房。

　　3间红砖房，中间是堂屋，供着祖先的牌位，面前摆放着六个空的铜酒杯。堂屋的两侧各有一间十来个平米的卧室，分别摆放两张床，黑黢黢的，凌乱不堪——这样一栋房里，住着10口人，庞玉强一家5口、弟弟一家5口。

　　10米开外，就是庞玉强父母的住所，是那种破旧的泥土屋，幽暗潮湿，空间逼仄，出门就是邻居家那一面青砖砌成的墙壁。

　　因为贫穷，庞玉强和弟弟都带着老婆在广东打工，他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一道，留在了家里给父母来照顾。但老人也有自己的麻烦，庞玉强的父亲12年前出车祸，双腿残疾，只有拄着双拐才能勉强走路。照顾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老人明显精力不够。

　　正是这个残疾的老人，在村子里有着紧张的人际关系。在南村，人均只有7分田，在靠地吃饭的时代，村民间因为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庞玉强说，父亲确实因此与村民发生过矛盾，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村民们说，“他们家的两个老人好凶的，谁敢跟他们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惹麻烦?”

　　村庄里的“高墙”

　　2013年一整年，42岁的庞玉强都在为女儿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惩治那些施害者。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报警、网上申诉等途径，法院最终宣判后，等待庞玉强的却是“歧视、愤怒”等情绪筑成的一道“高墙”，将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

　　这道“高墙”看似无形，却让庞玉强碰得“鼻青脸肿”。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女儿送到亲戚家读书、生活。而他自己，在出门时装作没事人一样，从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中间快速穿过，回到家后，就躲着，一整天都不出门。

　　据庞玉强介绍，自从报警之后，自己在村子里就没有了朋友，没有人可说话。他擅长泥水活儿，原来好多人找他去帮忙，但2013年一整年呆在家里，再也没有人上门了。“谁还理你啊?”庞玉强说。

　　更严重的是，如果小雨单独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面对村里的许多风言风语，说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别人买的”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