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份资料都是他花心思找来的。拿那一份叫做《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单行本来说，它是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的习仲勋在1950年庆祝西藏解放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的报告。据此，习仲勋被看作是建国后最早察觉并自觉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中央领导。

　　“我从一些历史资料中了解了这个报告的意义，走访了茌平县和济南的很多书店，也没有找到。”李汉君回忆，大约4年前，他偶然在济南中山公园的旧书市场看到了这本书，售价100元，李汉君把它砍到80元，“相当于捡了个漏儿，现在给我1亿元我都不卖!”

　　李汉君想把自己的收获分享出去，从2008年开始筹备彭德怀纪念馆。2011年，茌平彭德怀纪念馆建成。今年年初他有了做习仲勋业绩展览的念头。“习仲勋和彭德怀是老战友。两个人有深厚的情谊。下一步还可以做杨尚昆、左权等革命家的展览。”

　　他在门口挂上了几个大招牌，自封纪念馆馆长和研究会会长。在门口的展板上，李汉君以数字和领导的合影总结自己的成就：联系了500余家出版单位、1000多位书友书商，搜集研究文章22770余篇，历史图片2000余篇，物品100余件，花费25万元。

　　“吃得省一些，穿得省一些，这个东西不能少，花费多少心思也得买，一切就得服务于我这个事儿。”李汉君说。

　　耗尽家底搞收藏

　　多年来收集的资料是李汉君的宝贝。他向一双儿女规定：看可以，但事先必须洗手，翻动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能折。女儿李金语有次生气了：“我重要还是你的书重要?”李汉君回答，“都重要”。

　　儿子李金栋记得，他还在上小学时，小偷撬开他们家的房门偷走了一箱书。李汉君干完农活回家发现后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听到动静村民们以为他们家丢了很多钱。“俺爸那时候是大人了。你一个男人也不至于哭啊。”李金栋说。

　　回忆起这段往事，李汉君还能精确到具体日期——1996年5月25日，他收藏的100多本书被偷，让他大病了一场。他在墙上贴过告示，还在报纸上发过广告。后来案件破获，也只追回了一部分。

　　书籍被盗给李汉君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大约4年前，他花3000元钱在院子内外安装了4套监控设备，“还挺管事儿”。

　　这三十多年来，李汉君为专心从事的事业投入了几十万元，“没有收入，只有彭德怀的孙媳妇得知我要办展览后，去年、前年分两次给我寄了4000块钱。”

　　每天最多的时间，李汉君就是待在家里。除了必要的礼尚往来，他基本不串门。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茌平图书馆。家庭收入要靠妻子跑保险业务。

　　当被问及家人对他的态度时，相对于他的收藏故事，这个话题并未引起李汉君的兴致。他轻描淡写地说：“对我买书，夫人原来抵触情绪也很大，30年过去了，也就接受了。”

　　接受采访时，李汉君的儿女也承认是时间把对他们父亲的不理解“磨了下去”。但是，此事对家庭的影响远没有李汉君表述得那么积极和乐观。

　　为了跑业务，李汉君的妻子天天骑着电动车早出晚归，“踩百家门”。年纪大了患了关节炎。“冬天天冷，她给自己做棉裤，膝盖那块儿棉花里套了层塑料袋防风保暖。我想给俺妈买辆电动汽车，俺妈说自己攒钱买，都说了好几年了。等他俩攒钱不知道啥时候了。”

　　“在农村，这是一个男劳力。你说整天干这个。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捣鼓这个有啥用啊，爸妈几乎每天都吵架。俺爷爷奶奶也说他。包括俺叔也说，俺爸气焊水电暖啥都能干干嘛干这个?整天整那些没用的。”李金语说，村里人私底下会对父亲说三道四的，“大家都是面儿上的人，人家有房有车，都不好意思说俺爸的这个事儿。”

　　对于父亲的举动，李金栋从十几岁起就很抵触，理由就是“别人日子过得宽敞，俺家的日子捉襟见肘。”他回忆，当年开饭店时生意好到就像流水席，但即使这样也没攒住钱。“说一句，拾掇拾掇就走了，买卖也不管了。有点钱就投这上面。要不是俺妈，家里的经济来源早垮了。”

　　“挖个坑，把自己陷进去”

　　在村子里，李汉君家算不上是富裕的。他儿子上大学时的学费有时需要跟别人借，前几年在县城里买房的十来万元，凑了三次才交齐。不舍得买贵的鞋，住宾馆也都是最便宜的。“以前10块钱一晚，现在30块钱一晚，好几个人在一个屋里的那种。”

　　但李汉君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隔壁邻居，和我同年，他搞建筑，有豪宅有名车，我们俩都成了名人。他是物质财富很充足，我是精神财富很充足。”

　　他自认为是见过世面的。面对外人，他习惯把妻子喊作“夫人”。说起儿子所学的动物医学专业，却又通俗地将其称为“兽医”。

　　他就是这样矛盾着。这两天，他为展览专门打印了参观须知，提醒人们凭票参观。免费不免票，他记得，正规的展览馆里都是这样的。他希望有人来分享他的成果，但又怕人太多，“来个人一介绍一玩儿，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忙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