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黄昏恋，非但没给老年情侣带来晚年的慰藉，反而惹来官司不断。年过五旬的廖姨在恋情破裂后，为索要医药费、生活保障费等，连打六场官司状告昔日恋人——年过七旬的施伯。在这场因黄昏恋引起的官司“车轮战”中，廖姨最终从施伯处争得了11000多元的医药费和18000元的生活特助保障费。

　　2008年3月，72岁的施伯与54岁的廖姨认识，在不断的接触中，两人互生好感，在2008年11月开始黄昏恋。由于施伯家在广州，而廖姨家远在重庆，为解相思之苦，廖姨决定追随施伯在广州生活。

　　同居三天就闹别扭

　　男方曾要取消协议

　　2009年9月，两人签订了《共同生活协议书》，约定施伯从2009年10月起每月给付廖姨“生活特助保障费”600元。2009年9月24日，廖姨来到广州，住进了施伯位于广州荔湾区周门南路的家。然而，仅仅3天后，两人就闹别扭了。施伯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与之同居的廖姨，要求取消《共同生活协议书》，但廖姨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名，并继续住在施伯家中。

　　据廖姨称，两人和好后，施伯就让她把分手通知撕掉，说只是吓唬她的。“我每个月拿600元不是不劳而获的!”廖姨说，在与施伯同居的日子里，她负责搞卫生，照顾对方的饮食起居。“他的子女希望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不结婚，可能担心我分他们的财产，因为老施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其实我并不贪财，我自己在重庆也有一套房子。”

　　大夫山骑车摔伤腿

　　廖姨嫌施伯不体贴

　　黄昏恋最初的日子还是挺甜蜜的，两人一起去上海看世博会，回来后没多久又去广州大夫山公园骑双人单车，甚有情趣。然而，单车之旅却成了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

　　2010年10月3日，廖姨与施伯在大夫山骑双人自行车时，自行车忽然倾倒，两人跌倒在地。廖姨被自行车压住，导致左膝关节前半月板前角损伤。对于自己的受伤，廖姨认为施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廖姨称，她本来不会骑车，为了顺施伯的意才无奈坐上车，由施伯一人踩行。“他把持不住倾斜的车身就骑车，任由车倾倒，自己右脚跨过了事，全然不顾我的安全。”廖姨说，在她受伤后，一向被她照顾的施伯却从来不照顾她，也不给钱治疗。“我希望他能对我负一点责任，对我态度和气一点，并说上一句 对不起 之类的话，让我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一丝慰藉，然而这么平常的要求在他那里都得不到满足，他这个人把钱看得太重了，我的心彻底绝望了。”为此两人争执不断，最终分手。

　　索医药费

　　连打4场官司

　　分手后，由于在赔偿医药费的问题上谈不拢，2011年9月30日，廖姨诉至广州荔湾法院，要求施伯赔偿。2011年11月14日，荔湾法院判决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施伯赔偿廖姨11097.69元。判后，两方均不服上诉。2012年6月8日，广州中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诉讼期间，廖姨为了左膝的伤继续去医院诊断，法院认定她支付了医疗费1346元。为了讨回后续治疗费，廖姨在2012年11月5日又提起诉讼状告施伯。荔湾法院同样按照50%的担责比例，判决施伯赔偿673元。

　　一审判决后，廖姨不服，今年初再次上诉，称后续治疗费包括医疗费和药品费共计49389元，应该全部由施伯负责。而施伯则书面答辩称，廖姨的伤不是跌落自行车造成的，是她在2008年年中被一辆面包车撞过而导致的。

　　广州中院二审认为，廖姨所主张的部分医药费为其自行购买药物所产生的费用，她在并无医疗证明的情况下就购买氨糖、骨胶原等药物，并据此主张施伯赔偿相关费用及后续治疗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于是，广州中院裁定维持原判。

　　索生活费 又打2场官司

　　一审

　　败诉

　　荔湾法院：

　　施伯有权撤销赠与财产

　　在讨要医药费的同时，廖姨又向荔湾法院提起了另外一宗诉讼，要求施伯支付生活特助保障费18000元。

　　廖姨说，双方在2009年9月15日签订《共同生活协议书》，约定施伯每月给她600元。但从2010年4月起，施伯便自行停止支付了。

　　荔湾法院审理认为，两人属于朋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扶养义务。双方签订的《共同生活协议书》实质是施伯单方对廖姨的赠与合同，且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依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施伯曾向廖姨发出取消《共同生活协议书》书面通知，实质是他单方撤销赠与。廖姨收到撤销赠与通知书后拒绝签名，不影响撤销行为的成立。

　　据此，荔湾法院驳回了廖姨的诉讼请求。

　　终审

　　胜诉

　　广州中院：

　　本案应为同居关系纠纷

　　判后，廖姨不服，继续上诉至广州中院。广州中院认为，廖姨跟随施伯从重庆来到广州，以共同生活、相互扶助、相互照顾为目的，与施伯签订了《共同生活协议书》。协议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约定廖姨所要承担的义务，但廖姨确实承担了照顾施伯起居饮食的责任。故本案应为同居关系纠纷，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赠与合同纠纷。法院认为，虽然施伯曾发出分手通知书要取消执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但他并未实际停止执行该协议，而是从《共同生活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即2009年10月开始，每月向廖姨支付生活特助保障费直至2010年3月。而此后，廖姨亦承担了继续照顾他的义务。据此，广州中院支持了廖姨的请求，终审判决施伯支付1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