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轻的女患者来说，结婚的需求更加迫切。小涵今年26岁，病史已达10年。2006年学了导游，在旅行社干过一段时间，和一名广告公司的司机处上了。“当时想着自己有病，不管什么人都先试试吧。”小涵还去了两次远在重庆农村的男方家，虽然他父母没有说什么，但小涵感觉到他们对她的歧视。3年前两人分手了。之后，小涵又处过不少人，“他们看中的是我家里的房产、北京人的身份，而我喜欢的人，比如有一个英语老师，得知我的病情后，换了手机号，网络聊天也不登录了。”小涵说这些的时候，右手不时地捂嘴，她怕自己说这些的时候，感受到压力而喘不上气来。

　　“年轻人的婚恋、求职等困难重重，父母担心后续照顾问题，让康复人员的社会回归之路显得尤其漫长。”徐东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在月坛静心园的心理指导医生，他反复强调，社会、家庭环境的改善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最重要。

　　渴望“彩虹”救助

　　——全国每万人口仅有1.5名执业精神科医生。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农村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

　　采访精神病患者，没有常人想的那么可怕。他们看起来和常人一样，只是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停地搓手，观察对方反应，比较拘谨。这与媒体报道的杀人精神病人大相径庭。

　　据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紊乱，有时不能自控。按照1%发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除了药物治疗，还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如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康复治疗等。鉴于发病原因尚不明确，药物治疗一般是对症治疗，目的是控制症状。为了减少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首次发病的患者需要1—2年的时间治疗，两次发病需要2—5年，3次以上则需要终身服药治疗。

　　“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医务人员整体水平不高，全国2万名精神科医生，每万人口执业精神科医生数1.5名，远低于全球3.9名的平均数。床位20万张，服务1600万患者中10%需要住院的人。康复机构、社区指导更是严重缺乏。造成住院难，住进来后出不去，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同时患者不接触社会，加重社会功能衰退。出院后直接回到家庭，由于条件限制及压力，病情容易复发，反复出院入院。”王绍礼说。

　　目前，我国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较重。精神病康复者小军今年住院花了三四万元，报销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费用和每月药费，让小军家难以承受。记者专门查看了精神病药物的价格，比如一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口药5毫克规格28片一盒，价格711.79元，一天要服用4片，一个月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一个月也要1350元左右。视病情需要，可能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更高。

　　“社会关注不足，就连有些残疾康复机构都不接纳精神病康复人员。”王涌是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全程干预中心的一名个案管理员。他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服务，可以避免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不能像现在这样以病人不“闹事”为管理目的。“如果没有健全的社区管理，恶性事件的频繁曝光，可能会让一些精神症状不稳定的患者产生模仿的想法，一旦出现同类事件，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更受歧视、管制，不利于康复，成为社会的包袱，加重家属的心理负担。”

　　北京、上海、广州地区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好，有开放式康复机构，也有类似“庇护工厂”的机构。但也仅限于城市地区，在重性精神疾病高发的农村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

　　一名精神病患者把社会救助比作“彩虹”：“宛如希望降临在垂死者的床前，彩虹落在狂野湍急的瀑布旁边;当万物横遭毁灭，狂急的流水卷走一切，彩虹却依然晴朗鲜艳如前。”“纳什均衡”理论的提出者约翰·纳什，这位著名的精神分裂患者，幸运地获得了“彩虹”。他的妻子、社区心理医生以及所在大学的支持，使他度过了那段煎熬的岁月，这段经历最终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歧视变成关怀，帮精神病患者找到归宿，真正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