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权力磁场”效应，是说退休官员虽然没了行政岗位，由于其有广阔的人脉和政治背景，其公共身份表面上消失了，而沉淀在其身上的公共权力，却像磁力一样，不会马上消失，而会有毋庸置疑的延续性以及影响力，他们退休后继续兼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对于社会公正，仍有严重的干扰，甚至会滋生严重的腐败现象。

　　比如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法院原院长脑日布退休后，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专门在自己任职过的乌审旗人民法院打官司，基本上凡打必赢。他说：“判案的骨干，基本上都是我的部下。一般我受理的案子都是赢的官司。”再比如银河证券前总裁肖时庆，他在证监会和证券公司之间两进两出，因受贿和内幕交易两宗罪名，被河南省高院终审判处死缓。出现严重的、隐形的公权力私人化。个别官员为了达到“在位弄权，退位弄钱”的目的，在位时大搞权力期权化，为自己掌控的企业或公司谋取好处，退休后担任有偿兼职， 扭曲了为官之道，损害了企业公平竞争。

　　正因为这样，《公务员法》才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对于什么是“直接相关企业”，缺乏详细解释，这个条款执行得很不到位。

　　正是为了延伸这种社会公平，有些地方出台了地方性的细化管理规定，比如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对于领导干部离任后的从业行为，给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切实规范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的从业行为，杜绝兼职取酬行为，意义非常积极。

　　所以有必要对此类现象做出一些规定。其一，作为退休的官员，因为其有潜在的行政影响力，对其监管和监督，同样不能放松，而应该提升到重要位置，堵上这个监督漏洞;其二，官员退休兼职，是发挥余热，一味禁止是不够的，为这种兼职套上一个法律龙头，确定其应有的法律界限，确保其在法律框架内公平兼职，才是杜绝腐败的必要手段;其三，这种规定要让某些“官员退休兼职腐败的理论和现实”被法律终结。

　　联系到新闻中的两位前省长，他们担任过“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委员”，而今从事的又是上市公司董事，是经济范畴的兼职，领取了18万的年薪。这种兼职取酬还是违背了南京市的这种细则规定，挑战了社会公平，是应该受到规范和禁止的。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退休后……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公务员或官员退休后发挥余热当然好，但应该出台详细、权威的地方性规定，堵上这个兼职漏洞，堵住任何“权力磁场”效应，创造更多的发展公平。还有，退休高官兼职取酬也应该纳入公共监督范畴，动用公共力量、司法力量，预防可能出现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