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深圳红会的两名器官协调员对记者说，他们会跟家属说明，捐献者身后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很多捐献者生前的医疗欠费，红会尚无专项救助基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

　　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姚林表示，他不知道深圳红会是否牟利，但红会应公布这笔款项用途的明细。

　　昨天下午，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要求医院捐赠的数额，每一例情况都不相同，没有平均捐款10万的说法。她没有向记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体数字。但她表示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救助，主要依靠移植医院的捐款。

　　她说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的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她说合作的医院捐款不及时，“我们不得不挪用其他公共经费暂时填补”。

　　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包括协调捐献了多少案例，每个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经费等等。

　　但赵丽珍认为，上述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

　　对于赵丽珍的说法，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说，医院目前尚未看到深圳红会对捐款具体用途的报告。他认为，若捐款用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使用明细应该做到公开可查询。

　　“收了捐款没人做事”

　　南京红会被指收取捐款但不积极宣传器官捐献;南京红会表示捐赠者少由社会环境而定

　　江苏也存在地方红会让医院认捐。业内一名医生说，一例器官捐献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医院会向地方红会捐赠5万元左右，作为捐献者身后的人道救助资金。

　　但有医生表示江苏情况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医院自己去发现潜在供体，家属明确有捐赠意愿后，再通知红会来签署知情同意书等。

　　“医院自己做不了捐献，必须有红会做第三方见证和监督。”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医生邵文雨说，这是国家规定的。

　　邵文雨说，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

　　邵文雨认可红会收取捐赠款，但他不认可的是，红会拿了捐款，却几乎没做事。“从没在居民区或闹市区，看到江苏红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器官捐献”。

　　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也有同感。不过他也表示这和机制有关。据他介绍，试点三年半，南京市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仅有一个人，还不是全职;曾经来过一个大学生，因为不可能有编制，已经离开。

　　据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江苏完成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只有两例，三年只有33例。

　　邵文雨说，在江苏的很多基层医院都不了解器官捐献，什么时候可以捐献，怎样捐献，老百姓更不知道。邵文雨认为，如果器官捐献不尽快做起来，江苏省的移植中心会最终萎缩。“因为等待者实在太多。”

　　对于医生们的说法，南京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文华不认同。

　　“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财政没有投入，红会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跟移植医院商量，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是赚钱的”，刘文华强调，没有平均每例捐献5万元之说，每个捐献者救助金额有很大不同。

　　刘文华介绍，对医院的每一笔捐赠都有正规发票。至于家属接受的救助与医院捐赠数额，是否能一一对应，刘文华称，每例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成本，因此，医院的每笔捐赠款，平均比实际救助款多出5000元左右。

　　“这个方式他们之前都是认可的，我可以把所有票据复印一份，给他们查。”刘文华说。

　　此外，他认为，器官捐献的救助捐款公开机制，需要慎重，“不能让公众误认为，身后捐献器官，家属就可以得到现金补偿”。

　　刘文华否认红会只募捐不做事的说法，他说，“现在捐献者少，是社会环境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