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海淀区西北旺镇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当年被爱心买下的狗与饲养员“交流”。张树婧/摄

　　2011年4月15日，志愿者买下准备送往屠宰场的500条狗。晨报记者 王颖/摄

　　2011年4月15日，志愿者用11.5万元买下一车准备送往屠宰场的500条狗，极大地提振了动物保护者的士气，可是没想到原先让爱心人士领养的计划搁浅，存活的250条狗每月4万多元饲养成本和看不到希望的处理方案，以及引发的医疗费用纠纷，都让这次大手笔的救助行动看似失败。不过，失败背后也让动物保护相关人士引发思考，花钱救狗是否行得通？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动物保护基地，为读者揭开这些狗的现状和命运。

　　现场探访

　　捐助的车曾经排队 现在门可罗雀

　　前天上午，记者来到海淀区西北旺镇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一进院子就听见此起彼伏的犬吠声，必须和饲养员大声交谈，否则无法听清对方在说什么。饲养员王大姐说基地里共有700多只狗，都住在自带围着防护网的小院子的狗舍里。中间两排集中收养着“4·15”救下来的狗，大约250只，全是中型或大型犬。

　　看到有生人到来，它们挠着铁丝网似乎要冲出来一样。其他狗都扒着防护网往外望，时不时地抓抓铁丝网，似乎这是它们唯一能做的“运动”。“它们虽然叫得很凶，其实是在表示欢迎，平时很少有人来看他们，看见人了它们很兴奋。”当问到上一次志愿者是什么时候过来时，饲养员想了想也不太确定，“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志愿者抱着被救下来的狗哭得稀里哗啦，可是几乎没怎么在基地见过他，好像只来过两次，已经没有印象了。”过了一会儿，基地里的狗习惯了记者的到来，都趴在地上打盹儿。尽管基地的生活很无趣，但逃避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基地已经是这些流浪狗的天堂。

　　虽然距离“4·15”救狗事件已过了两年，饲养员对当时的“盛况”仍记忆犹新，“从来都没有那么热闹过，我们这儿比较偏，门口的小路又窄，汽车把门口的路都堵死了，一直到一公里外。”饲养员指着基地门口的空地，说这里曾搭过两间简易房，专门收纳爱心人士送来的宠物用药，还有其他空地放捐赠的狗粮和罐头，最初的半个月几乎每天都能来二百余人，小院里全是人。

　　“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年，‘4·15’之前从没见过志愿者来。从那之后基地就出名了，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帮忙。以前狗都集中养在笼子里，志愿者就过来带它们在院子里遛遛。之后还帮忙出力盖了这两排狗舍，出钱修建了防护栏。”饲养员王大姐表示，以前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志愿者们还会相约着过来，现在狗舍条件渐渐好了，来的次数好像也少了，“我天天和它们生活在一起，真的一天都离不开。我家就在海淀，已经半年没回去了，天天惦记着院子里的这些狗，担心它们会少吃少喝的。”王大姐说。

　　救狗不只一时，需要“一世”

　　饲养员王大姐和记者一起算了笔账，在基地有250只“4·15”的狗，每只一天要吃一斤狗粮，批发价5元1斤，一天需花费1250元购买狗粮，一个月差不多37500元。还有两个专职饲养员，每人工资大概3000元，一个月总共43500多元，一年大概50万元。“4·15”被救下来的狗，大的也就两三岁，小的才几个月，现在差不多四五岁，至少还有十年寿命，接下来饲养的开销还有差不多500万元。

　　“但这还不包括看病的钱，‘4·15’救下来的狗在货车里饿得都走不动道了，好多患有肠道病，陆陆续续送去宠物医院治疗，每次治疗费动辄都要上千。”王大姐说，在治疗过程中，有的狗服用抗生素过量导致肾衰，还得继续治病，看病的开销真的不容小视。

　　提到“4·15”后获赠的大量资金和食品，饲养员表示也没有计算过可以吃多久，过多长时间需要定期捐款、捐多少才能养活这些狗。救狗的那一刻很兴奋，人们也很乐意来捐款，没想到会出现“前松后紧”的状况。饲养员表示，虽然很担心这些狗的未来怎么办，但比“4·15”之前已经强很多了，那时原来基地里的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每天都发愁明天拿什么喂它们，现在至少每天都能管饱。”

　　对于“4·15”救狗事件，饲养员也说不好对中国小动物保护基地带来的利多还是弊多。以前基地鲜有人知，但两年前突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热点，来了好多志愿者捐钱捐物、盖狗舍。但是现在，这些狗已为基地带来不小的负担，每年至少50万的开销。饲养员表示，救狗是好事，应该提倡，只是形式不太成熟，缺少长远的打算，“如果打定主意要救它了，就要照顾它的一生，至少要有吃有喝有地儿住。”饲养员说，现在定期还会有志愿者或其他爱狗人士组成的俱乐部来送钱送物，有个俱乐部坚持每个月送来几千斤狗粮。但基地每天就要消耗700斤狗粮，这些食物不过杯水车薪，三四天就吃完了，一个月余下的二十几天还要为吃喝发愁。

　　王大姐表示，如果没人领养或接手，这些狗将会一直养在基地，但如此庞大的花销任何一家协会都无法独立承受，“虽然不舍，但如果能让它们更有保障地生活，希望其他收养流浪狗机构或是爱心人士来积极领养，帮忙消化一部分救助狗。”

　　■最新进展

　　为狗的未来做好规划

　　作为“4·15”救狗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又是如何看待这次解救行动的成与败？“不救就去餐桌了，救了就是一大笔费用。”协会的工作人员宋先生表示，这种事没有好的解决方式，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他也说不好是参与还是不参与，但能做到就继续去做。对于目前基地里的获救狗，由于都是大型犬，只能由郊区县的爱心人士来领养，两年过去，还有200多只无人领养，“送出去之前，我们只能养着。”宋先生说，协会将与腾讯公司积极沟通，为狗的未来做好规划，也将一并解决宠物医院医疗费的纠纷。

　　昨天，是记者第三次致电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联系会长芦荻，表示希望就外界对中小保提出的一些建议和疑问采访，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第三次让记者留下电话，等会长有空时回电，不过此后还是杳无音讯。

　　工作人员宋先生回应了部分问题，对于中小保连同会长在内只有3名工作人员的说法，宋先生予以证实，“资金紧张，只能裁员，没法把人员配置齐全。”宋先生透露，协会正在准备换届，芦荻会长将卸任，改任名誉会长，新会长人选还不便透露。届时协会也会有新变化，架构健全，制度完善。

　　■案情回放

　　2011年4月15日，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两名志愿者驾车行至京哈高速公路北京张家湾路段，本来想去郊区踏青，却不料碰到了一辆拉着500只狗的大货车，志愿者担心这车大狗是非法所得而来，最终很可能被卖入餐馆遭到屠杀。志愿者报警并发微博后，很快有更多的志愿者赶来。最终经过讨价还价，车主以11.5万元的价格将狗卖给了志愿者，其中一家协会出资6万元，其余的钱是志愿者凑的。狗随后被送往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安置基地以及其他10家动物医院救治。

　　没想到这次救助行动，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伏笔。由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未全部支付救治款，被十家宠物医院起诉至海淀法院，曾公开承诺负担医疗费的腾讯公司也被列为被告，被索赔50余万元。

　　腾讯公司辩称，该公司与宠物医院无合同关系，同时，涉案的流浪狗是否为腾讯公司承诺救治、救助的费用是多少都无法核实，因此腾讯公司不应承担涉案费用。此外，腾讯公司在前期已向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了50万元的救治款，腾讯公司对于目前狗的数量、救助费、今后的费用等都不清楚，腾讯公司与宠物医院无任何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辩称，腾讯公司公开承诺负担500条狗的费用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捐赠，不可撤销。而且上善基金会所解救并购买的250条狗的所有权不属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所有。医疗机构也未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签订服务合同。协会同时强调，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对部分犬只的收养建立于腾讯公司承诺的基础上。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也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海淀法院已开庭审理此案，尚未作出判决。

　　■反思之一

　　巨款救狗该不该？

　　市民：与其救一车狗 不如为狗绝育

　　当初救狗事件发生后，就有旁观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花11.5万买下一车狗不值得。市民王征说，当时看新闻给他的感觉是，高速路拦车就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行为，车被拦下后导致高速严重拥堵，又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且货车是合法的运狗，并不违法。“而花十几万买500多只还有病的狗，后续治疗、饲养花费如此巨大，当初志愿者们有没有想过？”

　　王征说，很多人怀疑车上的狗是流浪狗，是被不法分子捕捉的。“我不讨厌猫狗，但流浪猫狗确实存在隐患，现在哪个小区、公园，大学里没有流浪猫？”王征认为，流浪猫狗是因为主人没有正确的饲养宠物的观念，随意抛弃宠物，而流落街头的猫狗无序繁殖，导致数量越来越多，如果将前后为救狗花费的上百万元都用于日常给流浪狗做节育手术，对于小动物保护的意义，远比救下500只狗更大，“这么买下去并不是办法，解救到哪一天是个头？”

　　而当时在现场采访的一名媒体记者透露，有的网友在现场也提出对花钱救狗的异议，担心以后会成为一个让狗贩子赚钱的模式。如果狗贩子拉着一车狗，专门等着爱心人士来拦车收购，爱心人士得花多少钱？

　　爱心人士：救狗没有选择

　　起诉中小保的宠物医院之一的宠福鑫动物医院院长朱宁表示，在志愿者救狗之后，其中得病的狗被送到十家宠物医院救治，“我们收治了6只，都是得了狗瘟，传染性很强。”医院尽了最大能力救狗，但是正常的经营业务难免受到影响，其他顾客不敢带自家的狗到收治狗瘟的医院治疗，医院的损失无法计量。而六万多元的救治费用，中小保只支付了四千元就没再管。

　　“我们也经常参与救治流浪动物的行动，救助费用打折。”朱宁说，事情发展到这步，医院也很无奈，但是救狗是否值得没法评判，“好比现在有一百万元，是用于一个重病的80岁老人，还是用来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你怎么选？”按照宠物医院的收费标准，做一台小动物绝育手术大约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爱心人士和组织为救狗前后花销已有百余万元，如果用来做绝育手术，确实可以惠及远不止500条狗。“每个人看问题的社会价值观不一样，捐款的人愿意用来救狗，就没有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小保工作，全程参与救助的王琦的态度很坚决，“公益事业只有救和不救，助和不助两个选择，凡真正怀着善心和正能量做事的人都不会纠结这个问题。”王琦说，这次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救狗，一个是唤醒和推动中国动物保护进程，第一个目的达到了，而第二个更重要的目的并未达到，法制没健全，大众意识还很欠缺。

　　■反思之二

　　问题到底出在哪？

　　中小保前员工：中小保管理混乱

　　朱宁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救狗行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协调处理，但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并没有这个能力。“医疗组、领养组、救助组，这些都应该是必备的，可是中小保呢？只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两个工作人员。”朱宁说，中小保账目混乱也是引发现在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在中小保工作了一年的王琦，在庭审时以十家宠物医院的证人身份出庭，与老东家当庭对峙，被中小保的律师以其“因被开除而怀恨在心”为由，不建议法庭采信他的证言。“这真是笑话，如果不是为了‘4·15’的狗，我早已不去忍受中小保的工作环境。”王琦也认同朱宁所说中小保管理混乱的看法，同时认为年事已高的会长芦荻在管理和用人方面有欠缺。“公益事业本来就是要联合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来做，但是在她身边工作的人，很少有超过俩月的。”王琦说，自己之所以能工作一年多，完全是因为“4·15”事件有太多事情需要他来做。

　　“我们起诉也是中小保多年问题的积聚，也想通过起诉能帮助中小保解决问题。”朱宁希望案件引发社会关注能促进国家立法，今后能有一整套高效、透明的救助方法，让大家讨论，中小保反思。

　　专业机构：动保组织无力应对社会问题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伴侣动物项目官员郑智珊表示，在国外吃猫狗的人很少，不太可能发生高速拦车救狗的事情，这方面不会有经验可以借鉴。郑智珊说，根据她所掌握的情况，成为人们盘中餐的狗，很多都是偷来的狗，但是没有人重视此事。而运输狗的环节也存在问题，“根据志愿者的多次曝光，使用的是集体检疫证，严格来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很多狗在运输过程中挤在一起，没有吃喝，死在途中，而死狗只要没有臭，同样会被送上餐桌，威胁人们的健康。

　　“一些爱心人士，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去对抗这样一种社会问题，难度可想而知。”郑智珊说，如今贩卖狗肉的饭馆越来越多，无利不起早的狗贩子也更加肆无忌惮，拦车救狗的事情正是个体、组织与社会问题的对撞。动物保护者救下了一车狗，可是救狗后所产生的问题，和动物保护者所拥有的资源之间脱节，必然导致纠纷的出现，以及获救狗滞留在基地的局面。郑智珊认为，能解决这种大的社会问题的只能是政府，去遏制偷狗、卖狗等行为，而政府出面处理，必然需要有相关法律的支持。

　　在“4·15”高速拦车救狗事件之后，外地也多次发生类似拦车救狗事件，也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动物保护者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也是一个呼吁多年的问题：我国的动物保护法何时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起草小组首席专家常纪文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去年已经上交，但是一直没有回音。对于立法是否能遏制买卖狗的产业链，让高速路拦车救狗的事情不再发生，常纪文持肯定意见。常纪文说，法条中对于盗窃动物，抛弃动物都有具体的规定，严重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解决小动物保护中的难题都有指导作用。

　　本期策划 刘莹 本版撰文 晨报首席记者 王彬 实习生 张树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