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祥出庭受审。
死者父母当庭落泪。本报记者蒲东峰摄
货车司机李革祥和28岁的女收费员祝某，因10元高速通行费较劲。李革祥不肯多交10元钱要强行闯关，祝某只身挡在车前阻止，最终被碾轧身亡。昨天，被控故意杀人罪的李革祥在市二中院出庭受审，他辩称自己当时只想吓唬祝某，不想要对方的命。其辩护律师认为，祝某所在的首发公司管理上存在问题，希望法院对李革祥轻判。死者父母要求李革祥偿命，并索赔249万余元。
■事件起因
为错发的通行券较劲
50岁的李革祥是河北涿州人，小学文化程度。他当庭说，自己2010年考取了B2型号的驾驶证，之后买了一辆载重量5吨的二手东风牌平头货车，登记在其小舅子的名下。不忙时跑跑运输，经常走高速路到北京。
一般情况下，小轿车进高速时领的通行券是A型，交5元钱；大货车领的通行券是B型，交15元。
李革祥说，他的货车是B型车，要交15元的通行费，但他A型券、B型券都领过，“他们给我什么券，我出去就交什么券”。
去年7月18日凌晨3点多，李革祥开货车从窦店上了京港澳高速公路，准备把两吨半重的水泥构建，从河北涿州送到北京回龙观。在进高速时，收费员发的是A型车通行券。凌晨4点左右，李革祥驾车来到丰台区赵辛店进京方向出口收费站。在最外侧收费口，他把A型通行券及5元钱交给28岁女收费员祝某。祝某发现车型不对，当即告诉李革祥，要交15元。
李革祥不愿意，并表示，“我说他们给我的就是A型车的券，给什么券，我就应该交什么钱。”两人随后发生争执，祝某从收费岗亭出来，站在李革祥的车前，双手掐腰和他理论。
■终酿命案
女收费员拦车被碾轧
排在后面的司机纷纷按喇叭催促。李革祥向后倒车，停在路边，下车走到祝某跟前。“我提出要拿回通行券，从别的收费口离开高速，但她不让。”
双方僵持不下，情绪激动的李革祥随后上车松开手刹，想闯杆离开，虽然祝某拦在通道中间，他也没有停车。在法庭上，李革祥一再强调自己当时只想吓唬祝某，“那里是下坡路，我空挡溜着走，点着刹车控制速度。”
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货车当时顶着祝某向前走，祝某很快被顶倒。李革祥说，当他看不到祝某，意识到对方躺下了，就向后倒车。但一下撞到了后面的货车上，这让他慌了神，“我也不知道挂上挡还是没挂上挡，车就向前走了。”
监控录像清晰显示，李革祥驾驶的大货车又向前开去，从倒在地上的祝某身体碾了过去。李革祥辩解，他想踩刹车让车站住，但当时蒙了，也不知道踩的是刹车还是油门。而据目击此事的保安说，当时听见货车加油的声音，车速挺快，撞断栏杆跑了。
■死者父母
哭喊“我的傻孩子啊”
法庭上，李革祥对祝某的死表达了歉意，他鞠躬向死者父母赔罪。
他说，自己闯卡离开后，没敢下车查看，“我怕有人揍我”。之后他正常去回龙观送货，回家后经家人劝说，于下午向当地警方投案。
昨天，死者父母到庭向李革祥索赔共计249万余元，并要求李革祥的小舅子以车主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
祝某的母亲一直在法庭上哭泣，当看到当庭播放的监控录像里，女儿用身体挡车的画面，老人哭着喊道：“我的傻孩子啊。”
对此，李革祥表示会尽力赔偿；他的小舅子不同意赔偿；保险公司也表示，被害人的死亡并非由交通事故造成，而是李革祥的故意犯罪行为引发，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庭审后，祝某的父母一直痛哭不止，他们要求李革祥偿命。
■庭审焦点
检方：监控为证系故意杀人
辩方：想杀人就不会倒车了
昨天，控辩双方围绕李革祥涉嫌的罪名展开辩论。
公诉人认为，现场监控录像客观详细反映，李革祥明知祝某站在收费站通道栏杆处，仍驾车顶撞对方。在发现祝某被撞倒后，仍倒车，并再次加速碾轧祝某，致对方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
李革祥则否认自己想害死祝某，称自己和祝某无仇。其辩护律师认为，李革祥的目的就是想吓唬祝某，当发现祝某倒地，他赶紧倒车。“如果想杀死她，他就没有必要倒车，直接开过去就行了。”律师认为，李革祥是在倒车撞到其他车后，认为能骑着祝某过去，轧不着对方才开走的，其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
检方：被害人行为值得赞扬
辩方：不该拦车且激化矛盾
法庭上，李革祥的辩护律师对首发公司的管理提出质疑。他提出，李革祥从窦店进高速路时，收费员就应该什么车发什么证。入口收费员给李革祥的B型车发A型车的券，反映出首发公司管理混乱。
此外，首发公司提供的一份证明文件中称，按规定，当出口收费员发现车辆入高速时领取的车型通行券有误，收费员应立即上报监控中心，变更正确车型通行票，收费后放行车辆。
律师指出，从这份证明文件可以看出，祝某当时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报告，没有找领导化解矛盾，且她应该在岗亭里收费，不应该出来挡在车前，不应吵架，也不应推搡李革祥激化矛盾。律师希望法院对李革祥轻判。
对此，检方出具的首发入口收费员的证言称，对车辆收通行费并不是以入口的通行券为准，入口收费员只是初步判断，出口时收费员必须复核。
公诉人则认为，首发公司是否管理不善与本案无关，对于祝某出来阻拦车辆是否有一定责任，不是法律上的问题，而是道德上的问题。“每个人从事一个职业，都有他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公诉机关认为，被害人的行为，是应该值得我们称赞的。”
本报记者裴晓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