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痴迷红歌几十年 曾卖房借钱带团员赴京演出
时间:20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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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毛泽东的纯真信徒,他的毛思想理论小组定期在几家挂有毛大头像的餐馆进行活动。他撕掉餐馆橱窗外挡住毛泽东像的圣诞老人头像坐下来吃饭,反复一句话:“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唱红歌,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同唱红歌,是他抒发信仰的方式。

  几十年来,几乎没人见过戴诚穿长袖衣服。雪白的短袖衬衣被闪着光的黑色皮带束在藏青的西裤里。衣袋口金色的毛泽东像虽小,却是全身上下最耀眼的地方。一块戴了多年的表,一双皮鞋,装束简单到无从赘述。

  除了演出,这样的标配几十年未变。他像一棵常青树,令四季更替在他身上无计可施;也令他在这个雪前的寒冬变得尤为突兀。那些绕道而行的异样目光,并未让他有丝毫不适,相反,他倒像个人来疯的孩子,提高了嗓门说话,反复强调他的观点:对目前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

  这一次,戴诚出名了。开着几千块买来的20年二手老尼桑,他比平常更精神抖擞。火车站边有人递过来一摞最新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是他。不断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断打电话给他认为需要通知的人。

  这是毛泽东诞辰119年演出结束后第一天。27天前,在人民大会堂“盛世欢歌”演出现场的不快经历,被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喜悦取代。寒风冷雨中,一周4次的合唱团排练仍旧火热进行。他被他的“毛派”同仁封为“中国红歌总司令”,他被媒体关注正是从那场“盛世欢歌”的闹剧开始。

  “盛世欢歌”

  去年9月,戴诚接到北京一位“杜老师”的电话,自称是第二届“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组委会工作人员,邀请他经营近二十年的常州合唱团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不是比赛,是演出。”

  这对戴诚来说,并不意外。就在9月,中央电视台“歌声与微笑”栏目到常州对合唱团进行了拍摄,只是“节目还没有播出”。直到12月末,合唱团排练场地内,“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红色横幅依然高高挂着。

  这也不是常州合唱团第一次进京演出。十年前,戴诚就带着正式组建的常州合唱团一行98人,到北京参加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老年合唱比赛。没有费用支持,只能大家自掏腰包。“一提到钱,立马鸦雀无声。”最后98人只有42人报名,“一喊,‘戴主席出钱’,一下子98人都愿意了。”

  “许多老人一辈子没去过首都”,戴诚觉得拉下谁都不好,于是把自家房子卖了15.2万元,把老家的旧房子一层卖了5万元。这样的痴狂,当然让妻子难以忍受,气回了娘家。夫妻因此分居六七年,互不往来。

  卖房费加上四处举债,东拼西凑八十多万元,终于够“往返北京十天的”。原本只能火车去,最后他从旅行社订了两辆大巴,98人高高兴兴地北京10日,旅游加比赛。

  十年后的受邀并未让戴诚喜出望外,“我们已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过。”两年前,常州合唱团曾被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文艺晚会。但“组委会”的另一个说法让他觉得意义重大:正值十八大,“要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演出”。

  “每人交2000元”,和十年前一样,费用问题再度让合唱团成员犹豫了。但是戴诚依然豪气万丈,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借债30万元。11月28日,车身贴着“常州合唱团应邀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戴诚带着合唱团131人浩浩荡荡开赴北京。

  在北京,戴诚没等来他所要的“重大意义”。12月1日下午,131人一身“戎装”,打扮停当,来到人民大会堂,却傻了眼。

  “大概六十个团,六千多人在闹。”戴诚和他的合唱团站在最后,看着台上各种撒泼和“义正词严”的口号,瞬时也乱了方寸。

  在现场录制的视频画面上:几位干练的老人坐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台上,对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睥睨而视;混乱中一位看似领袖的中年妇女试图“主持大局”,上台言辞有力地说:“做什么事情,都得讲道理、都得按原则来,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问题不解决,我们谁都不离开现场!”不久,音乐响起,铿锵有力的红色歌曲响彻宴会厅。现场的老年人纷纷拿出手机,四处走动拍摄当时场景。有人对自己的团员振臂一呼:“上台来!上台来!讨个说法!”也有人一脸无辜,懵懂地坐在场边……

  现场诉求各异,有的因为没有安排组委会曾允诺的旅游;许多团到人民大会堂后,发现已有团在走台,自己并未被选拔到人民大会堂演出,感觉被选节目早已“内定”,参演地点也并非万人报告厅……

  由此而起的闹场愈演愈烈,戴诚觉得自己和团员“不能添乱”,他组织合唱团在一边唱起了《东方红》。但这并未阻止乱状升级,甚至有人开始围攻现场工作人员。直到翌日凌晨两点,组委会允诺退还每人2000元的收费,人群才散去。此前,常州合唱团已经有4人相继晕倒。

  凌晨5点多,戴诚带着合唱团疲惫地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时,看到路边堆了很多面包和蛋糕,戴诚顺手拿来几个吃了充饥,“这还让我回来拉肚子了。”

  混乱之中,戴诚几度发表了试图组织大家有序的演讲,但最后很委屈地被冠以“叛徒”之名。兴致勃勃而往的常州合唱团,在12月5日灰头土脸地回了常州。

  两天后,戴诚在团内展开反思和“整风”,老人们开始相互检举,在将一名参与讨要费用的团员除名后,他崩溃地失声痛哭。

  “乱世偷生”

  出身老革命家庭的戴诚,家里最多的“图腾”是毛泽东像。一人高的半身石膏像摆在大门正前方,红色对联也是毛泽东诗词。一层125平方米的复式回迁公寓里,外孙的玩具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混杂在一起。

  二楼是戴诚的世界:10平方米的房间,被两千册红色的毛泽东书籍围绕,一年四季一床被褥居于其间;对门房间是他的中医研究室,堆放着中医书籍,床榻上两件换洗的白色短袖衬衫堆成一团;另一间被他称为“音乐室”的阁楼内,一张书桌,有音乐播放设备;另有贴满毛泽东语录和诗词的房间,以会议室的样式摆放着桌椅……所有这些房间都显得凌乱,以至于找起东西来,戴诚要一个个房间翻。

  将这些房间联系在一起的是贴在墙上的织锦毛泽东照片,以及戴诚本人的演出照片。整间屋子最肃穆处,除了毛泽东像,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

  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在30公里外的长江对岸,还在泰兴时候的父亲便是戴诚心目中的英雄:“他是那里的游击队长,方圆百里内,一提到我父亲——戴凤来了,国民党就要逃了。他本来叫戴金坤,后来参加革命,组织帮他改了现在这个名字,建国以后,他要把名字改过来,组织上未予同意,就一直是这个名字。”

  渡江战役中,戴凤是连指导员,过了江,“在常州西郊受了伤,就留在当地。因为穷人出身,没有文化,就靠入伍后学了几个字,所以当时是常州市西郊供销社副主任。”

  红色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至今戴诚认为:“很多人想不通,认为被斗了,我认为‘文革’是好的,‘文革’是对干部的素质检查,形象检查,廉政检查,为人检查,我父亲同样是干部,为什么没被斗呢?因为他始终就是没有等级观念。‘文革’那些倒霉的干部是取决于他的为人,我父亲下到扫垃圾的,很穷的农民,上到官员,都愿意跟他来往,谁有困难,只要找我父亲,我父亲都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忙解决。”

  事实上,“文革”发生的时候戴诚13岁,读五年级。学校停课之后,戴诚便成为积极的红小兵,忙着到处刷标语。当地有两大派系:工农学和主力军。“我那时候就在工农学,也就是保皇派,主力军才确实是劳苦大众。其实保皇派这一伙人是刘少奇、邓小平操纵的,我现在才知道站错了。毛主席是用‘文革’纠正中央路线的错误,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干部,让干部不离开共产党的宗旨,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保皇派不就错了吗?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辈子都过去了。”

  “‘文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开头大家抢毛主席像章戴,那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个很规矩的人,我们就弄不到毛主席像章,我自己做了个语录牌挂在自己身上,用红的蜡光纸,贴在硬纸板上,用别针别在身上,上面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武斗发生时,戴诚一家住在常州西郊小镇上,“我们那里还可以的,只知道城里面打起来了,武斗乱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一听说主力军打过来了,就往乡下逃,逃了几天,再回去,东逃西逃。”

  虽然东躲西藏,戴诚却将此阶段划归为“人生辉煌时期”,因为此时的他信仰清晰,“就是信毛主席。所有的干部都像我父亲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和现在的贪污腐败、自私自利完全不同。”

  信仰迷惘

  “我的信仰是走了歪路的。”1976年,戴诚参加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写标语,放哀乐。在工厂,把哀乐放得高得不得了,悼念周恩来。”戴诚认为这是“歪路”的开始。

  1970年,戴诚进了工厂,“一直以来都是先进生产者、优秀学员,他妈的为了悼念周恩来,当了反革命,关了3个多月。”他参加游行,写标语,没多久便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监狱的3个月,他一直在心里骂先前信仰的毛泽东。

  出狱后,有一日他沿着古运河走,捡到一张电影胶片,那是一部新闻纪录片,“邓小平接见外国人的一个镜头”,一如其以后珍爱有关毛泽东的一切事物一样,他珍爱着这张胶片,信仰也在其心里产生了变化。

  坐牢是改变他信仰的直接原因,“有这么一段弯路,当时感觉是因为毛主席不公,把邓小平打倒了,害得我也当了反革命。”

  一下子从先进生产者变成“反革命”,戴诚觉得:“这下完蛋了。但当时我还是坚定的。我们出去写标语,是有人叫我写的,不是我主动出来写的。有些是领导交代的。他们关我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这些人交代出来,但我没有招。我为什么没有招,因为我们这些人不是反毛主席的,我们没有反毛主席,我们只不过是纪念周恩来而已,只是心照不宣,纪念周恩来是为邓小平平反。其实,还是起了反毛主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心里并没有想到要反对毛主席。”

  戴诚这样在心里、嘴里埋怨毛泽东,“骂了将近一年,后来我爸说了句话:你这样是对不起毛主席的,你会看到的。”这句话让戴诚重新反思信仰问题。

  “怨归怨,对毛主席的感情总还在,因为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我父亲8岁,光着脚,没裤子,在雪地里帮地主放牛,我们是贫苦人出身,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的。骂归骂,骂是情绪的发泄。真正要去否定和反对毛主席,这个是不可能的。”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戴诚随家人住在屋外,“所有人都悲痛,整个世界好像都沉寂下来了。”

  9日当天,戴诚和家人就有了不祥预感。“上午广播喇叭里有预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3点钟有重要广播。当时想,不会毛主席不行了吧。那时公社里有台电视机,我们敲不开门,翻墙进去看毛主席。下午3点钟,喇叭里就响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4个单位一报,就知道完蛋了。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了,我看天看了好几次,连续好几天看天,看天是什么颜色,当时‘文革’担心修正主义变天,那时候思维简单,变天就觉得是天的颜色要变了。”

  戴诚和周围所有人都“当然”地掉了眼泪,“因为毛主席就是太阳,没有太阳就没有温暖,工厂里开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个医生,都晕过去了。”

  毛泽东的逝世,让戴诚的“歪路”开始逐渐转向他所认为的“正途”。“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老百姓开始过不太平的日子。我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我身边的环境,我身边的那些干部的举动、言语,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了。原来,老百姓看到的干部很亲切,始终都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身价,很随和;毛主席走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两年时间,干部就开始变得自私自利起来,直到现在贪官污吏。”

  戴诚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社会秩序混乱,人开始自私,干部开始败家,说话嗓门也大了,我意识到这种社会现象不行了。本来有一个领袖,毛主席,后来没人管死活了。感觉政府怎么能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怎么不管老百姓死活呢,这是现实。”

  这种彷徨和苦闷成为戴诚心里巨大的压力,“每天都生活在紧张中,紧张得肝炎都出来了,气管炎,胃病,关节炎,腰疼……各种病症紧随而至。到后来,每月至少打3次吊针,一次两瓶水,没两瓶水,40度的高烧就降不下去。”事到如今,这些病痛已阔别他30年之久,“这也得归功于毛主席。”

  1980年,戴诚从工厂调到常州机械工业局。“因为我这个人天生是个工作狂,从小毛主席教育,再加上家庭严格教育,对事业特别看重。一感冒,我就晚上回去打吊针,这样白天就不影响工作。我首先要向党,向毛主席,然后向我们科长汇报,以积极的工作来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教导。”

  但是,长时间打吊针成了药物依赖,“离开吊瓶就没办法过日子了,后来偶然看到一本书上说毛主席的‘野蛮体魄’,就是洗冷水澡得来的。我就开始洗冷水澡。刚开始没有经验,往外面一站,一缸子冷水,哗,浇上来,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浇了水毛巾都来不及擦,头上咣当咣当响起来了,头发都已经结成了冰。但是,就这样3年以后,下雪了,我还是一件衣服,一条裤子。”

  戴诚从1982年12月开始,坚持每天早晨洗冷水澡一直到第二年4月,“这4个月间就再也没有感冒”。

  但4个月后,又感冒了,“我还不相信你了!我他妈的用一个很大的盆,把冷水放满了,我就在里面泡,泡半个小时,发烧的时候泡,整个人都僵了,都爬不出来了,半个小时后,烧就退了。从此到现在,不感冒。”

  或许是这样的“奇迹”真正治愈了戴诚信仰的迷惘,他重新回到了之前坚持的“毛泽东信仰”上来。

  毛泽东诞辰纪元

  找回了信仰的戴诚依然苦闷,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他怀念过去,厌恶当下。直到他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一个念头突然在戴诚脑海中闪现:“我可以去敬老院唱毛主席的歌,以庆祝这个日子。”戴诚于是在26日这天,一个人到福利院捐了5000元,给每个老人送了个搪瓷杯和热水袋,意为“饮水思源和暖心窝,因为有了毛主席,发动人民战争,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5000年的封建主义。”

  此时的戴诚是常州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城管,“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戴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初中五十多个同学,唯独我是公务员,他们下岗的下岗,没有职业的没有职业,我还能拿六千多元一个月。人要跟下比,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生活要低标准,思想要高标准。”

  那一年,戴诚还不会唱歌,也不懂演出,他只是一个人跑到福利院唱了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毛泽东诞辰101周年那一天,戴诚还是到福利院去了,还是一个人。

  毛泽东诞辰102周年时,戴诚和十几个朋友在一名声乐老师的带领下,到其中一个学生开的歌厅里,“唱歌颂毛主席的歌。”那一年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一波唱红歌的声乐大赛。“其实1993年,全国规模是最大的,之后谁也没有这样纪念过毛主席。”

  自此,戴诚开始学声乐,和一群比他年幼十多岁的“师兄师姐”一同拜师学艺。

  毛泽东诞辰103周年时,戴诚再次召集了这些师兄师姐十多人,请了一个5人小乐队,一同到福利院唱歌。

  “后来我想,光在福利院唱,看的人实在太少了,要来个大动作。”在毛泽东诞辰104周年,戴诚带着师兄师姐进入常州影剧院,当时的蓝铃影剧院,面对1100个座位,戴诚把亲朋好友、兄弟姊妹全部拉过去,再从福利院把一百多位孤残老人接到剧场,一场勉强的演出正儿八经地开始了。

  “他们听说是唱毛主席的,就没要场地费,常州有线电视台去了5台摄像机,把整台演出全部拍下来。第一首歌《东方红》唱完后,全场好多人在掉泪,录像上都有。”

  毛泽东诞辰105周年,规模继续扩大。常州一个老战士合唱团加入演出,“他们来了好几十人,那场演出就七八十个人参加。”

  就这样,每年的毛泽东诞辰都成了戴诚的“大日子”,演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对于“红歌”的概念,戴诚有自己的见解:“这个年代的红歌违背了历史事实,篡改了历史事实,用这种旋律来吸引人,歌词其实改得一塌糊涂。《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现在改成:共产党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啊,多么温暖,多么慈祥。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他有脸吗,他没有脸!荒唐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走在大路上》: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现在变成: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队伍。这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此外,戴诚拒绝唱诸如《春天的故事》等后来加入的“红歌”。

  在毛泽东诞辰演出日渐壮大的同时,从2002年北京行之后,戴诚为合唱团事业的举债已经高达250万元。

  尽管从1996年开始,做城管的戴诚发现了另一个商机:卖热带鱼。“红歌事业将养鱼赚的50万全赔上了。”

  1998年,卖鱼生意扩大,戴诚获得低价承包常州郊区雕庄乡十多亩鱼池的机会。“口头讲好租赁30年,乡长跟我保证没问题,后来签协议,协议是5年一签,乡长人也蛮好的。4年不到,传来噩耗,乡长喝醉酒,撞到卡车死了。我心想麻烦来了,果然,立马就有风刮过来说,一到期乡里要收回了。当时是一片荒地,我造了三间三层楼,两间两层楼,一间平房,近三千平米的水泥鱼池。”

  戴诚就此卷进一场民事诉讼纠纷中。一审、二审判决已出,他必须交回所租土地。他在北京找了个最高法院的关系,“最高院直接下函到江苏省高院,要求发回重审。”

  面对无人肯作证的情况,戴诚也使了点伎俩。他找了几个彪形大汉,围着渔场转了一圈,向渔场场长放话威胁:“认准这个地方!”随后戴诚的律师找到渔场场长,轻松做了新的律师笔录。

  最终戴诚不得不交出租赁土地,但作为妥协,他获得了两套回迁房补偿,以及部分补偿款。戴诚卖掉其中一套房还了债,也解决了2002年卖房带团北上后无房可住、露宿破旧面包车的困局。

  那是戴诚不堪回首的一年,整个夏天都住在发烫的破面包车里;一天只吃两餐,到街头捡剩饭剩菜。即便如此,他仍带着合唱团近一百人排练,妻子弃他而去。理解他的只剩下在上海艺术培训中心做声乐培训的女儿。“她来听了我的毛主席诞辰表演,她被感动了。”2012年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演出,女儿回来为整场晚会做主持。

  在常州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陈旧的教学楼内,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头顶几架落满灰尘的吊扇……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

  戴诚站在穿裹着厚实冬衣的四十多名老人面前,白色短袖衬衫里是一个激越的灵魂,做着夸张的表情。他们没有正规的声乐练习,唱山歌般地呼喊,墙头硕大的“喔”字,用以对口型,兴起之时,戴诚站上凳子指挥。间或响起《东方红》的手机铃声,包括彩铃在内,那是戴诚的标志。(来源:南方人物杂志)

【责任编辑:董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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