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张江南不再害怕了。

　　他快步从教学楼走向学院办公室，海南的风力道十足。不过，这个自称“弱不禁风”的“书呆子”已经做好了迎接风暴的准备。

　　三位学院领导正在等待着他。

　　近日，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江南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关于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申请》，这个素来低调的人和中国高校教师资格评定制度一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几位同事听到消息都“异常惊讶”，在大家眼里，张江南温和、瘦弱、“不具备任何破坏和伤害的能力”。

　　不过，他确实做了一只“出头鸟”，基于“积攒已久的书生意气”。

　　起因是张江南经同事提醒，看到了海南大学研究生处发布的《关于2012年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确认结果的通报》。根据这份文件，由于申请的研究经费为零等原因，他被停止2012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

　　事实上，文件并未点名。但张江南心里清楚，表格上人文传播学院一栏，“2011年无项目、无经费、无科研成果的”那个数据“1”，就是他自己。

　　他成了个“三无硕导”。

　　两天后，他撰写“申请”，请辞“硕导”资格。他点了两下发送键，一份发给院长，一份传到网上。

　　“有这个规则，我没达到，无话可说。”张江南表示，但否认他是个合格的老师，这让他觉得备受羞辱。

　　这个“从没给自己放过假”的文艺学博士一直都是学校教学工作很多的人。一周他要上十几节课，从本科到硕士，横跨中文系、美术学院和外语学院。从2006年至今，他带了6届11位研究生，其中3位毕业生论文获得校优秀，1位获得省优秀。

　　在被院长叫去谈话的路上，张江南没想太多，他平时认为自己很懦弱，“明明相信的东西，却不敢去坚持”。不过他想好了，要勇敢一次。

　　这场谈话速战速决，半小时后收场。当院长向他说明学院的态度是“还有得商量，允许你今年招一人”时，张江南拒绝了。

　　“‘通告’本身已经从官方否认了我。不能先羞辱我，再给我开恩，让我感激涕零。”他事后引用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的说法来描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制度性的羞辱到日常性的羞辱”。

　　在“申请”中，张江南写道，“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中更由于各单位具体人事关系的微妙而变本加厉，成为学校政治中排斥、打击异己的手段，不但对学术、对教育毫无益处，甚至是扼杀学术、败坏教育的祸根。”

　　在他看来，学术绝不能作为权力掌控的东西，用项目经费做诱饵，用计件工资式的考核做罗网，把大学教师在学术和思想上应有的自由和道义担当扼杀殆尽。

　　“刚刚来海大的时候，也做了一些课题，还获了一些奖。这中间的猫儿腻再清楚不过了。”张江南回忆道，9年间，他也完成了两项课题，发表了几篇论文并出版了两本专著。不过，这些还远远达不到“硕导资格评定”的标准。

　　其实，这位曾师从赵仲牧等学者，经历过系统性学术训练的博士、副教授并非没有能力拿课题、发论文。每天，他的邮箱充斥着来自各种学术期刊的“邀请”，只要支付一定发表费用，“把一个想法扩展成一篇文章发出去，太容易了”。而发了文章，又能接到新的课题，再用经费支持发表，就形成了“循环”。

　　他也熟知申请课题的流程：“从项目指导书中找出成功可能性最大的‘热点’，最好联合‘强势人物’，把申请书写得像模像样，跟学校科研处搞好关系，并让评审‘大腕儿’知道你是谁，基本上就成功了。”

　　说着，他结合海南当地的具体情况，随口就点出好几个研究的大热门。

　　只是他偏偏不愿意这么干，默默对抗着，并和一些“同道”约定，不申请“无聊的课题”，不攒“无真正学术内涵的文章”。

　　2003年，他创办“大樗树下”学术网站，发布收集、整理来的学术资料。网站最火的时候，文章的阅读量一天可以达到两三万。广告商和买主都找过他，“我见过不少学术网站和金钱沾边之后就变味甚至垮掉”，他舍不得。

　　每天，他都会在博客上贴出自己最新的原典翻译和读书笔记，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除了“颈椎疼得动弹不得”的时候，阅读、写作和研究都从未间断。

　　张江南翻译了英译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伊壁鸠鲁现存的所有文字、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六章、德文版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前两个契机、荷马《蛙鼠之战》、《古希腊罗马警句》近百篇等。许多译稿他都加上了自己的注释。

　　在他看来，他所作的“学术”，难度与价值远远超过“写什么论文专著”。只是专业上“底气十足”的学者一旦与现实“对撞”，就顿时“没了底气”。他翻译了英国诗人爱德华·杨《夜思》的三分之一，抱着一大摞书稿找到出版社，编辑直接说：“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你去找别人吧。” “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将研究成果发在网上，或是复印给学生。

　　张江南从不和别的导师争抢研究生的名额，“学院分完了，告诉我一声就行”。这种“消极等待”从和学生见面开始就立刻转变为“无微不至”。

　　他告诉学生，“想让我帮忙发文章、找工作，我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想读书，我们就一起好好读几年。”

　　每周六晚上8点到11点，他沏茶、布凳、准备糖果点心，在家中书房为学生举办学术座谈会。来者皆自愿，交流无边界。刻着《陋室铭》的顶灯发出暗暗的光线，笼着四壁皆书的小房间。

　　很多学生坚持参加，认为“比课堂上学得更多”。甚至有其他专业、其他老师指导的学生也前来求教。

　　直到毕业后，王玲依然会每周回到这间小书房。在张江南的指导下，她完成了20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并获得省级优秀。得知导师“请辞硕导”之后，她说，“没有比我的导师更像硕导的硕导了。”

　　不过，她也表示，张江南确实没有那种“师道范儿”。学生们都记得他发表观点的开场白和结束语，“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阐发完毕之后，又来一句：“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你认同吗？”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张江南总是穿着一双凉拖鞋进教室。碰上台风暴雨，他浑身淋得透湿，看上去可怜兮兮。可只要上课铃一响，他就变了个人，“引经据典，气场十足”。

　　每次课前，张江南都会提前20分钟到教室与学生交流，如果前一堂课还未结束，他就在教室门口站着等。有时候，课堂内容没有按计划讲完，他会不断和学生致歉，“真是不好意思，下次一定补上”。

　　性情温和的张江南从不点名，更没人见过他发火。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无论多么幼稚甚至荒谬，他都会无比认真地解答”，彭玉姣说，“简直是有求必应”。

　　不过，当有学生请他“指定论文题目”，他便会断然拒绝。而一旦发现学生考试抄袭、作弊，他会坚决“挂掉”。电话哭诉、上门送礼、托关系求情全都没用。

　　可这个书呆子老师并非不懂人情世故。第一次去“座谈”，王玲买了一辆278元的“沙滩车”送给导师年幼的儿子。可几天后，她在课堂上打开导师发放的资料，里面夹着280元。“那是我永远难忘的画面”，从那之后，她连水果都不敢再给导师买一个。

　　事实上，学生们请他吃饭，他会在席间假装去方便，偷偷结账。

　　“他懂人情世故，只是不愿意用这些手段来介入利益的争夺。”王玲说。

　　他也坦言自己“不擅长交际、挣钱”，但本质上是“不愿意”。

　　开会能躲就躲，酒席能推就推，即使某些学院要求必须到场的“大腕儿”讲座，他也会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旁人觉得他“呆气”太重，他却对“离群索居”求之不得。这个“书呆子”总觉得比起人来，和书打交道要舒服得多。

　　诗人王小妮和张江南是同事，也是邻居，虽并无太多日常交际，但她听好几个学生说，“张老师的课很好。”

　　对于张江南的“申请”，王小妮称：“在这个利益链条中，你不和谐，当然要被踢出去。”在她看来，大学制度的毒素已经进入老师“一个眼神，一个示意”的日常之中。不过，当“介入很深的学术状态后，学术赋予张江南力量，让他敢于反抗”。

　　对张江南的“申请”，海南大学宣传部表示，“这不过是正常工作，全国高校都有相关规定。制度的完美当然谈不上，老师们有想法，应当提出来，大家共同完善。”

　　然而，张江南等不及了，即使他深知“我当出头鸟跳出来叫，有人匿名地喝几声彩，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有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了。“申请”发出几天后，直到上了报纸，他的妻子才从朋友那里得知丈夫的“事迹”。但后悔之中又生出另一种更强大的声音，他说：“我终于做了自己相信的事。”

　　赵仲牧先生是让张江南引以为荣的老师，每年他回云南老家都要为先生扫墓。去年，陵园里阳光灿烂，他独自站在墓前感慨万千。“迄今为止，我的做人、为学、教书，都是对先生不完美的模仿”。如今，对着老先生的照片，隔着生与死的界限，他依然坚定地相信：“若是先生在，一定会支持我。”

　　这位评审考核下的“三无硕导”在接受采访时聊起了康德晚年与腓特烈大帝的争论。“康德不屈服，君王也没把他抓起来，最终他们达成共识。一方面在人，一方面也在环境。估计在中国，康德不会有这个勇气。即使有，他的下场也会非常悲惨。”他说着，声音变得低沉。

　　张江南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自毁前途”的事，而他的学生正像他所鼓励的那样，发出了不同的意见。

　　“取消硕导对老师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王玲的一位学姐说，“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做学问了。”她喜爱张江南这样的老师，“因为稀缺，所以珍惜”。

　　这位女士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不用太担心，有天我当老师，和他一样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