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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结构类似传销的“地下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看准农民获得征地补偿后手中有钱,精心设计骗局,许多农民因此输光手中补偿款,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沈阳浑南警方日前破获的一起案件引起人们的警惕。
“地下六合彩”为何能大肆敛财?针对此类案件,应如何加强监管?
“地下六合彩”成为“吸血机”,几个月吸筹3000多万元
4月30日,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沈阳警方打掉的这个特大“地下六合彩”网络,专门在被征地和房屋拆迁后的富裕农民集中区域“发展业务”。
沈阳的浑南地区近年来城市化进程较快。在农村变城市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因征地获得补偿而一下子富裕起来。
2011年底,民警偶然发现,浑南的营城子地区有多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一些农民输光了手中的征地补偿款。
浑南新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高玉彬说,这个“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就像“吸血机”,吸走了当地农民的大量财富。鉴于这种严重情况,他们决定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和抓捕。
2月9日,“地下六合彩”已经连续开出7期单号,专案组认为收网时机已经成熟。当日夜间,浑南警方调动百余名警力,分组布控在赌博集中区域,并锁定了最大庄家所在位置。
在等待10多个小时后,警方抓获了大庄家贾长鹏及其他4名庄家,随后,其他犯罪嫌疑人也纷纷落入法网。警方彻底铲除了这个特大“地下六合彩”网络。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贾长鹏供认,他伙同妻子张某利用亲朋好友在浑南地区非法经营“六合彩”,已长达四五个月之久,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
骤富农民一旦沉迷“六合彩”便难以自拔
高庆民(化名),今年50岁,家住沈阳浑南营城子街道营城子村。据他粗略估计,自迷上“地下六合彩”后,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一共输了16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征地补偿和卖房子的钱。如今,老高和妻子离了婚,只能带着读高中的儿子租房生活。
老高说,同村许多人在动迁后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手里有了钱,也不知道干点啥好。
“地下六合彩”的庄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浑南分局治安大队长袁江晖说,庄家们正是看到征地农民手中有钱,便精心挖好了陷阱。
经过侦查,警方发现,在浑南区的营城子、孤家子、营盘、杨官、古城子、桃仙、白塔等动迁集中的地区,大量村民参与“六合彩”赌博,还有专人坐庄收号。此外,还有人对买“六合彩”的村民发放高利贷。
参与“六合彩”赌博的村民由最开始的百八十元下注,逐渐变成了成千上万元下注。
据了解,“地下六合彩”有多种玩法,在浑南地区比较盛行的是,在“1—49”号中购买某个特定的号码投注,如果中奖,赔率是1∶40。也就是说,投入1万元,如果选的号码和庄家开的中奖号一致,就有40万元回报。
然而,“十赌九归庄”,“地下六合彩”实质上是一种骗局。据分析,“地下六合彩”买家买码往往分买“单双”、“生肖”、“大小”等六七种方式,但无论你怎么买,庄家通过抽取佣金、散布虚假信息等手段,最终会把买家的钱吸入自己的腰包。这种“地下六合彩”缺乏监督监管,运作开奖都不透明,这也是庄家得以赚钱的原因。
老高回忆说,他第一次接触“六合彩”是朋友介绍的,一开始只是10元、8元的买,后来就是300元、500元的买,再后来就2000元、3000元的买,越来越上瘾。
买彩时,老高都是通过电话押钱,很少和庄家见面。“到了后来,下注越来越大,只想把输的钱捞回来,但越捞越深。”老高说,他同村的很多村民都有类似的经历。
非法赌博组织单线联系且反侦查能力强
办案民警李勇透露,“地下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很像非法传销组织,形成了以大庄家为塔尖、众多玩家为塔底的多层金字塔。购买“六合彩”的玩家通常不会赢钱,而庄家则只赢不输。大庄家贾长鹏供认说,在他经营的这段时间里,买家基本上没有赢钱的。
办案民警分析,“地下六合彩”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加上赔率较高,而且是“先投注后付款”,对一些村民吸引力较强。
“我们也分不出来啊,以为和国家的体彩、福彩没什么区别呢!”一位曾多次参与“地下六合彩”的村民说。
浑南分局政治处主任王薇介绍说,“地下六合彩”隐秘性非常强,下线和上线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而且反侦查能力较强。比如,这一案件的大庄家贾长鹏电脑里只保留5期“六合彩”的数据。这给警方取证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其他犯罪事实只能依靠犯罪嫌疑人本人供述。
从侦办方面来看,这种类似传销的网络,如果查处省级代理甚至更高级别的庄家,对一个地方的警力来说,难度很大。由于“地下六合彩”网络往往遍布多省,需要更高层次警方联合行动予以打击。
专家建议,完善法律和社会管理体系
“地下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为何能大肆敛财,富裕后的农民又为何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辽宁省社科院张思宁研究员分析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赌”和“毒”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成瘾性。赌博者每次输钱后,心情很差,但只要重新赌博,马上会兴奋不已,对“六合彩”产生强烈的依赖,不惜倾家荡产。
张思宁说,目前,国家对于“地下六合彩”仅限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而对于如何预防和戒除赌瘾,在社会管理层面尚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措施,需要弥补这一管理的空白地带。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六合彩”大案的破获,集中暴露了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对农民缺乏必要的引导。
拆迁后骤富的农民,在心理上往往难以完成从平常度日到富翁身份的转变,又缺乏必要的理财、投资、消费知识。
社会学专家王立波认为,政府在对待被征地农民的问题上,除了给予补偿方面,也应该加强对被征地村组织的支持,引导村组织发展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张思宁建议,应进一步做好农民的技能培训,做好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观念教育,法制教育和投资、理财教育,这些如果跟不上,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