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奇(左一)带领北海舰队百名将校军官参观位于山东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战争博物馆。 王松岐摄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发生120周年。经过120年的求索奋斗，我们已经站在民族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一重要的时代关口，习主席强调指出，“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发展进程，加深了民族苦难，也激励了民族觉醒。我们要用这段历史警示国人，教育官兵，勿忘国耻”。今天，北海舰队戍守海域与当年北洋水师戍守海域相同，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剖析这场发生在黄渤海且以海战为主体的战争，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与时俱进深化军事指导理论研究

　　梳理分析甲午战败教训，我们可以发现，清军没有统一的作战思想，没有敢于进攻的决心，没有顶用合理的战术。一句话，没有一个正确的作战指导，这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

　　清政府将北洋水师视为“要塞舰队”，战略上守成，建设上守摊，为求自保，消极避战。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曾计划率北洋水师主力护航，遭到李鸿章以“保全坚船”为由拒绝，致使以少打多、损失惨重。朝鲜战场失利后，清政府高层仍未解决是战是和的问题，此时的李鸿章仍坚持“保船制敌”，结果全军覆没。

　　19世纪末是海军作战理论的高速发展期，“快船快炮”成为海军发展新趋势，但北洋水师没有跟上军事变革大势，还沉湎于舰艇吨位、火炮口径等传统优势，仍然沿用“横阵接敌、分散突破”的过时战术。英国评论家就曾指出，“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清军不仅陆、海不配合，就是海军内部也没有形成拳头。当时海军有4支水师，但各路水师区域分割严重，北方打仗、南方不知，北洋作战、南洋不援，甲午海战实际上是北洋一军与日本全军对阵。

　　可见，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比拼，更是思想理念的较量。甲午战败，最根本的是败在思想理念上。一支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必须有先进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习主席指出，一些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深入不下去，深层次原因还是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缺乏认识，可谓一语中的。现代战争形态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的军事指导理论必须与时俱进。

　　着眼能打胜仗培养和选拔人才

　　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军人的职业素养、战斗精神，对战争胜败具有关键性作用。从晚清海军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教训：

　　第一，精神信仰严重缺失。在全民丧失信仰的晚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北洋水师就像李鸿章的私产，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淡薄，战斗精神总体上比较脆弱。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管带贪生怕死、率舰逃跑，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扰乱了军心。其实，无论是丰岛海战、平壤战役，还是黄海大东沟海战，日军没有一次战斗是有十足胜算的，但清军却没有一次不是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信仰支撑和精神支柱。

　　第二，职业素养比较缺乏。清朝总理海军衙门先后有10位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所属官员几乎清一色是八旗子弟，对海军知识知之不多。就连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也是淮军出身，虽然陆战身经百战，但缺乏海军专业知识。

　　第三，用人制度很不合理。“长官意图”明显，北洋水师用人基本上就是李鸿章和丁汝昌个人说了算;“门户之见”现象比较突出，搞裙带提携，用淮军，用嫡系，南洋培养的北洋不用;还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邓世昌由于年纪轻、资历浅，长期得不到提拔。正是在这种用人制度下，重用了未战先逃的总指挥叶志超、两次临阵脱逃的管带方伯谦、结伙逃跑的管带王平等将领，对战场态势造成致命影响。

　　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实力上最为相近的一次，但也是失败最惨的一次。教训一再说明，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装备。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这一真理永远不会改变。

　　着眼强军目标严格训练和管理

　　北洋水师组建初期效仿英、德等国海军制度，军容严整、训练严格，是具有世界海军水准的，但后期受清朝大气候影响，将领自我要求松散，从严治军逐步放松，造成管理混乱、军纪涣散，主要表现在：

　　第一，管理松散。尽管北洋水师制定了内容详尽、规定严格的海军章程，但有章不循、执纪不严的问题突出。比如，作为水师提督的丁汝昌，竟然在刘公岛上出租房屋;总兵以下很多官兵携带家属在岸上居住;官兵赌博嫖娼时有发生，还出现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的事情。

　　第二，训练不实。由于军纪不严、考核不力，北洋水师训练中弄虚作假的现象比较突出，搞假把式、花架子。射击训练都是预先量好距离、铺设好浮标。平时训练看似阵式齐整壮观，枪炮射击精准，却无助于作战能力提高，经不起战争检验。

　　第三，战备松懈。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晚清政府和军队疏于戒备，弹药筹备不足，舰员不够齐整，在战争准备上极其麻痹，甚至出现在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两艘战舰的管带上岸未归，导致这两艘舰无人指挥，没有出港就被日军击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