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四国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至此，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终以失败结束，日本欲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帝国梦彻底破灭。

　　二战后，日本吸取战争惨痛教训，推行“先经济后军备”政策，实现了经济大国目标，走上了和平主义道路。然而69年后的今天，安倍政府精心谋划，执意修改和平宪法，意图通过军事再崛起实现“正常国家”目标。这意味着日本正在偏离和平道路，安倍政府一步步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轨道。

　　日本不履行国际法律，是造成钓鱼岛局势紧张的根源，也成为危害亚太地区稳定的不确定因素。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称：“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9月2日签署的投降书中日本也明确承诺“切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等国在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根据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签订的《马关条约》，钓鱼岛随台湾一起割让给日本，因而是日本通过战争方式攫取的中国领土。日本既然是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的，就应按上述两份国际文件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还给中国。即使按日本主张的钓鱼岛是1895年1月14日日本通过内阁决议“编入日本领土”的，那也是战争期间的侵占行为，同样也应按国际法律归还给中国。然而，日本不仅不履行《波茨坦公告》规定，反而以美国于1972年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为由，采取所谓“国有化”、岛屿命名等措施，蚕食我钓鱼岛主权利益，并采取进一步强化周边海空域管控、加强西南岛屿军事部署、开展夺岛军演等措施，与中国强硬抗衡，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日本战败投降后没有遵守诺言履行《波茨坦公告》，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在日本投降69周年之际，日方有必要重温终战诏书和日本投降书，重新履行承诺，放弃永久霸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图谋，按照国际法律向中国归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来说，这是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最佳选择，也是走和平道路的应有选项。

　　历史无法改变，但如果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日本只有从内心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才能确保今后不再重蹈覆辙。从1874年入侵台湾到1879年吞并琉球，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从1931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实施“三光政策”，使用化学、细菌武器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虐杀中国平民，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等血腥恐怖事件，造成了中国死伤3500万同胞的深重灾难。对于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曾发表承认并反省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但在日本存在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他们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认为客观承认、反省历史是“自虐”，有损于历史自豪感，危害日本的民族认同。甚至不认为是侵略战争，而是“大东亚解放战争”，从而百般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安倍担任首相后，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许多出格言行。比如，公然声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作出的裁决”“侵略在学术上和国际上没有定论”等，不顾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并登上“731”飞机，宣扬“神风特攻队”的武士道精神，甚至高呼“天皇陛下万岁”。靖国神社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作为加害国的领导人向沾满中国等亚洲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顶礼膜拜，就等于认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这对于受害国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参拜只是一种外在表象，更重要的是内心是否真正认清和反省侵略历史，内心的真正反省才是问题的根本。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一跪泯千仇”，德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彻底清算二战历史，实现了欧洲的和解，也赢得世人的尊重。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应向德国学习，拿出度量和勇气，扯下“历史自豪感”的遮羞布，从思想上、行动上和法律上对侵略历史进行彻底反省和清算。只有这样，亚洲才能实现民族和解，中日两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一个低调谦逊的日本比狂妄孤傲的日本更能赢得尊重，一个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比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更令人信服。一个不反省历史的民族，是不会令人信服的，因为不反省历史，就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只有从内心深刻反省历史，才能把日本引向真正的和平。